略论周恩来对党性的坚持和党性修养

略论周恩来对党性的坚持和党性修养

戴淳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湖北宜昌  443200

摘要：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中，凭借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积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宗旨和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强党性，自觉进行终生党性修养的人格楷模。

关键词：周恩来   党性  党性修养   人格楷模

党性是一个政党的根本特性，是该政党在为本阶级利益斗争时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集中而最高的表现，党性修养则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要接受的本质改造。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就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性原则，加强党性修养，而周恩来无疑成为中共党人的楷模和标杆。周恩来是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核心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作为最早中共党员之一的周恩来，一生为党的事业，为中华民族的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就如学者石仲泉所说，周恩来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什么专门的长篇理论论述，他所有的一言一行表明他本人就是一部”党性修养的书”

一. 周恩来形成坚强党性的原因

周恩来能够把握党性，践行党性原则的根本原因是他从思想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从而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仰。思想的高度影响了人格的高度，思想上的领悟使周恩来能在现实实践中把党性修养的自律自觉发挥到极致。青年周恩来早在1919年12月，写下了短文《觉悟》。在文中他说到觉悟的起点是人能够知道自己，颇有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哲学之思。周恩来认为“自我反省式的回想”，“对他人的考察”。“因外部环境而生的比较”这三种觉悟主旨均关乎寻求真理。不难发现，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青年周恩来对武装自己头脑，寻求指引救国救民之真理的渴望越发强烈——他说“觉悟”生出的效果就是：纵向来看，不满意现状，要开辟新的道路，持续向前；横向便是“利己利人，永无边境”。通过刻苦的学习和在欧洲的革命考察，他逐渐成为了一名马克主义者。在周恩来1922年与觉悟社好友的通信中，他从开始到欧洲的“谈主义，我便心跳”的踌躇思虑，转为“用一个‘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他坚定地说“我认得主义一定是不变了”[1]，且坚决地为此宣传奔走，向友人以诗为誓。播革命种子，盼共产花开，他之后用一生去践行马克思主义，即使革命遭遇危机，面临白色恐怖，即使建国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也艰苦曲折，周恩来也从不放弃，真正做到了他青年时“觉悟”的纵横之志。

周恩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共党员以后，没有停止自我改造，而是自觉长期坚持党性修养。毛泽东也说：无产阶级和革命既要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更不能放松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周恩来发展了上述观点——共产党人要肩负起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就首先要对自我改造，进而改造别人。周恩来在1963年的文章《过好“五关”》中提到，思想上的改造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周恩来的思想改造观就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和矛盾观：事物的发展是没有终点的，时代是不断进步的，因此思想的改造也不能落后，要与时俱进。事物总有矛盾存在，世无万人，因此人总要面对新与旧，个人与集体，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这也就有思想改造的问题。周恩来长期进行党性锻炼也离不开他自己总结的“五个结合”的途径，即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改造自己与自身的发展，完善结合，党性修养把从大处和小处着手联系起来，把自我批评和求得同志们帮助批评结合起来。从这5个方式进行自我党性修养，一以贯之，周恩来才在党性的坚持方面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二．周恩来坚持党性原则，并体现其党性修养的方式

首先，周恩来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其坚强的党性。周恩来在实践工作中，始终做到了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共产党人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周恩来在主持国家经济建设时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立足点是基本国情，分析我国经济建设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预期经济建设速度.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任务，工业化建设可以说加快，不能说工业化提前完成。1956年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周恩来指出各部门的计划和十二年计划还是年度计划，都要遵守实事求是原则；他总结一五计划时说到计划的编制应当‘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划各项指标”。大跃进的根源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严肃指出了应该“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2]，反对浮夸风大假风。具体到工作方法就是要进行深入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周恩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也遭遇过挫折，但他仍未停止对革命道路的正确思考。在党的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形势做了分析，批评“左”的路线。周恩来认为中国革命性质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进行了正确估计——北伐战争的这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即新的直接革命形势还未到来。1930年，李立三已经显露出左倾盲动主义，周恩来警醒全党革命的力量还明显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周恩来作为党内实际核心负责人，从苏联回国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批评李立三对革命的错误认知，指出“不能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出现，详细论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发展的具体原因以及表现，否认李立三“中国革命实质平衡，表面不平衡”的观点。由此可见，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以极大勇气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在党内的领导作用，尽力减少党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党的六大前，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在发动武装暴动时十分盲动，周恩来反对不考虑实际主客观条件的盲目暴动，批评湖北，浙江，福建多个省份的暴动先锋。当李立三实际推行左倾路线时，刚结束共产国际会议回国的周恩来，立即实施一系列重要，例如举措停止武汉暴动和南京暴动，停止上海等地区工人总罢工，一三军团撤出城市转向省的山区边界等，基本停止了全国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盲动行为起到了纠正作用。

在面对共产国际干预下，对党的损害最大的王明“左倾”错误中，周恩来依然充分发挥自己在党内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从“依靠共产国际的不成熟期”发展为“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从而结束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指挥李德由开始的尊重转向怀疑，他意识到李德的指挥不能够让红军摆脱被国民党追剿的危机。当时，周恩来在党内是“三人团”最高指挥之一，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他主持猴场会议，将军事指挥权从博古李德中分离出来，遵义会议前李德就已经不再指挥。根据李德的回忆《中国纪事》周恩来“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界限。”[3]

另一方面，周恩来一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长征之前，毛泽东担任红一军的总政委离不开周恩来的努力提议，但随后毛被“左倾“中央撤销了职务，周恩来本人也遭到批评“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掩护。”[4]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在中央苏区发展根据地并粉碎前几次国民党围剿的胜利，均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他支持毛泽东的理念，实际上支持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进行革命实践。遵义会议能成功的使长征中毛泽东重回领导核心，离不开周恩来前三次重要会议的铺垫和努力。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赞同毛的提议放弃与其他红军会和转战防守薄弱的贵州,争取主动权；18日黎平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战略决议，彻底转向川黔地区；1935年猴场会议，周恩来再次支持毛泽东。直至遵义会议，周恩来以军委负责人身份作报告，主动自我批评，承认左倾路线错误，随后坚定认为只要把错误的领导纠正，红军才有胜利的希望，他直接说“我建议。。今后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红军的行动。”周恩来的支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后来谈到此也说：若无周恩来，遵义会议开不起来。[5]周恩来在革命的关键时期，在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依然从理论和实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走中国革命道路，体现了党的根本性质。

周恩来充分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时刻刻把人民放在首位，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发展，这是其作为党性修养楷模的最重要表现。在《修养要则》一文中，他说到，永远不和群众隔离开，要向群众学习，帮助群众。他的一生是为人民奋斗的饿一生，做到了他自己所言的“为人民服务而死。” 周恩来提及革命经验时就说，共产党人没有三头六臂，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坚定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力量。由此可见，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绝不停留表面，而是深刻的理解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源泉。因此，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时，他为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做了重要贡献。统一战线，意在团结最广大的人民力量，革命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而爱国统一战线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建设。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代表我党在黄埔军校任职；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周恩来努力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后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其高超的交往斗争艺术，促进国共和谈。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国民党采取团结和斗争双重策略，团结进步人士，配合抗日根据地斗争。建国后，他也多次说到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他对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作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推进民族自治，通过各种座谈会让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积极与宗教爱国人士和党外外国人士的交流，支持引导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科学发展，社会建设。

如果说统一战线是周恩来立足党性，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发挥到实践的最高点，那么周恩来任总理期间，多次强调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工作繁忙但仍深入基层，了解群众，倾听他们的声音，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就是将党性中“无产阶级利益的最集中表现”付诸实践。1954年，周恩来在工作结束后与秘书乘坐公交车，关注北京公交拥挤问题。1958年，在北京为解决用水修建密云水库时，周恩来多次到那里考察跟进，尤其要求工程的人确保淹没区的群众住房得到妥善安置。他视察钢铁基地，对工人的各方面生活，工作环境都进行了细致的指导。

周恩来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建设奉献自己，日夜操劳。据跟随周恩来的同志回忆，他二十多年以来基本不会在凌晨三点前睡觉，更没有在节假日休息，经常连续数天不休息。他面对大家的劝说，回答：要争取时间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情。一直到生命最后，76岁高龄，都有几天连续工作不断。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与奋斗完全体现了其对人民事业的热爱。

正因为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私人利益置于末尾，他才能做到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居于总理一职，但他并不因为身居要位而重视物质物欲，始终保持勤俭，清廉的为政作风。他带动很多老干部，党员，发扬廉政的党风，常与身边同事言：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为人民办事的义务，绝不能占国家一丝一毫的便宜。在日常生活中，周恩来从不为自己谋私利，行特权，个人的请客，购买物品等个人花销严格区分。曾经他陪同加拿大总理参观洛阳，看中《龙门十二品》拓本，尤其想买，但价格较高。洛阳领导说“总理，我们送你一套。”周恩来严肃拒绝；之后又碰到此书，随行同志见周恩来实在喜爱，就说：总理，要不我们先拿一套，以后再汇钱。周恩来摇头说：不行，人家可能以后就不收钱了。此类事件数不胜数。周恩来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从不占国际友人的礼物，办公室和休息场所无一件贵重摆设。在他看来，国际友人送礼物是因为他是国家的总理，因此是送给国家而不是他本人，所以不能留下，自己的权是国家人民赋予的；国内交往中也尤其注意廉政，从不收取下属等馈赠，包括家乡群众的特产。他指示秘书亲送文件批示，国务院拒绝请客送礼，再小的家乡特产都按市场价格付清，决不容腐败风气。周恩来反对利用公家资源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始终把自己看作最普通百姓，外出工作拒绝高级菜并教育厨师，经常在视察中与群众一起排队，蹲在食堂吃饭聊天。他以身作则，向党的干部讲述要过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立党为公，不对亲属徇私。所有的细微之处体现其共产党人的党性中的人民性和高尚的党性修养。

正因为周恩来把人民的利益与自己的血肉相融，人民群众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道：周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他好像什么也没有留下，却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为人民奉献到了极致，向人民索取的却极少极少。

周恩来在革命和执政实践中时刻坚持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大局观”，相忍为党，体现了其坚强的党性。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周恩来经历的最痛苦的时期。他一方面要坚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另一方面要努力减少文革对社会经济，文化，人民生活带来的极大损失，更要与四人帮的行为做斗争。他迎难而上，没有考虑个人利益选择退缩旁观，而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文革初期，各类院校秩序混乱，胡乱批斗教师干部，甚至殴打折磨的现象层出不穷，周恩来支持派工作组限制这些运动，但毛泽东批评此做法，他只能做自我批评，取消工作组。当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化教育，科学艺术领域一片萧条时，周恩来参与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侧面推进文化部门干部等重新进入工作岗位。面对四人帮给他扣帽子-“复辟的代表”，“是投降派“等，他也没有停止努力恢复党和国家的秩序，批判极左的思潮，保护了一大批受到波折的知识分子，包括郭沫若，钱学森等国防尖端科技人才，地质学家李四光，数学家华罗庚等，为“文革”后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对党性的坚持，即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是支撑他度过如此艰难时期的最大动力。

三．总结

    周恩来为党，为国，为民奉献了一生，印证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言。他的所言所行无不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表明了他充分将党的根本属性与自身修养融为一体。周恩来这本党性修养的教科书，值得反复学习。发扬周恩来在党性修养方面的作风和精神，有利于新时期的党的建设，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促进党员和广大干部在思想上的自我完善，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等. 风范·思想·乡情·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五周年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3.钟修文.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1992

4.姜汝真.周恩来与统一战线.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

5.周恩来选集: 上卷. 人民出版社，1980

6.侯依兰.论周恩来坚强党性的典范性.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6期

7.孙云凤.论周恩来的党性自觉.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第28卷

8.石仲泉.周恩来：一部党性修养的大书.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7月，第27卷第4期

[1] 《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 第368至376页

[2] 《周恩来百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629页

[3] 李德.《中国纪事》，第312页

[4] 《周恩来年谱》，第234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等. 风范·思想1乡情·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五周年文集，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