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发展历程初探

英国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发展历程初探

崔佳雯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000

摘要：1984年，英国政府通过发布第 3/84号通知《职前教师培训：课程批准》正式宣布设立了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简称为CATE），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职前教师培训提供课程认证以及为教育和科学国务秘书和威尔士国务秘书提供咨询意见，这一机构的运行大大规范了英国的师范教育。市场化与专业化的对冲，多方不断较量后该机构最终结束其认证工作。

关键词：教师教育；认证机构；政府干预

从18世纪末教师教育发轫到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个政策领域，师资教育有其固定的生态。英国教育长期为教会所控制，因此不存在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各学校水平因此参差不齐，没有统一标准，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后日趋严重。导生制（Monitorial system）作为一种廉价经营学校的手段帮助学校克服财政困难以进行正常周转。随后教师教育不断改制，从课堂辅助的导生制升级到学生-教师培养模式，最后定位于大学培养制度，这一流变过程中教师教育的学术化色彩日趋浓重。教师教育制度化进程加速，有别于以往以实践为中心的学徒制。

教师教育在战前初具规模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师数量的问题。二战后，由于对福利国家的向往与憧憬，教育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加强，把它看作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教师质量问题也成为重要议题，教师认证体系的建立是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教育体系的重大革新。在1970 年代后期，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推崇市场竞争和自由选择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英国民意的主流。保守党自1979年开始了近18年的执政，新自由主义成为官方的执政导向，教育等公共服务行业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机制。在这股私有化浪潮中，政府对教师的管控以及标准制定越来越详细。

1984年，英国政府为初级教师培训课程引入了一个新的认证体系，由基斯·约瑟夫牵头成立了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CATE）。政府通过发布第 3/84号通知《职前教师培训：课程批准》正式宣布设立了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CATE)，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职前教师培训提供课程认证以及为教育和科学国务秘书和威尔士国务秘书提供咨询意见。这份通知意义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撒切尔政府对教师教育实施中央控制的战略。正如福隆所述，正是这份通知第一次“确立了国务大臣对英格兰职前教师教育的具体内容和结构的发言权，从而标志着高等教育自治的终结”。同时，CATE明确了合格课程的最低要求，并且阶段性地更新这些标准，这是CATE对于教师专业化进程中所做的贡献。委员会的职责是关于专业认证，而学术认证仍然是国家学术奖励委员会和各个大学的责任。由此可见认证的权责逐渐明晰，为认证的科学化、具体化打下了基础。

1985年，女王督学团（Inspectorate of Schools，简称为HMI）的教师培训课程报告出示后，CATE根据该报告开始审查个别机构的课程，该报告强调之前被审查的9所机构中有8所不符合相关的标准。CATE的认证程序包括访问HMI机构、评估HMI报告，召开高等教育机构会议，最后根据以上评估决定是否授予该机构毕业生的教师资格。1985年，被审查的课程中只有一半获得了CATE的积极建议，随后在1986年上升到三分之二，在1987和1988年上升到六分之五。认证审查的早期阶段，委员会审查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包括教学质量不足，缺乏相关的教学经验的工作人员，以及课堂学习时间失衡等问题。

针对以上的教育问题，政府制定了课程的标准，并通过CATE来监督课程的实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撒切尔政府对教师教育控制的加强。这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干预，但赋予了国务卿对教师专业形成的广泛间接权力”，CATE拒绝认可那些不符合标准的QTS课程。1984年4月英国政府颁布了3/84号通告，其中特别规定了课程必须满足的标准，并获得专业批准后其毕业生才能获得合格教师的地位。

1994年，教育与科学部颁布《1994教育法》提出废除CATE,并宣布成立教师培训管理署(Teacher Training Agency，简称 TTA)，由其负责认证各种教师培训机构的资格，以及评估教师培训的质量，并首次将教师教育机构的表现与获得资助多少联系起来。CATE废除之后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其中，教师教育联盟反驳了这些提议，质疑政府为什么不能在CATE的框架内实现教师资格的审查。尽管教师群体进行抗议，但政府仍通过1994年的法案建立了教师教育培训署。CATE的终结被英国诸多学者视为削弱教师教育的专业化的重要步骤。

在关于初始教师教育及其认证的政策争论中，总得来说有三种不同的声音：以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为代表的新右派、教师群体以及技术官僚。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教育政策的出台与变更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新右派立场中有两种主要的思想，一类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拥护者，另一类则是新保守主义的民族文化的捍卫者。新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对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声称助长了一种反企业和错误文化。在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上，新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主张以学校为基础的实习模式，而对理论为主的教师教育嗤之以鼻，而CATE承担该学术化课程的官方审核时常受到新右派学者的抨击。格雷厄姆、巴内特的研究认为，CATE的认证活动最终被政府认为是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在教师教育的话语权，反对政府进一步将教师教育主力下放至学校。

技术官僚政策重点关注教师专业精神、维持供应以及在国家培训框架内建立更大的问责制。负责制定教育政策的技术官僚关注两个中心问题。第一，需要确保教师的充分供应；第二，关注重建一个国家框架作为提高质量的手段。这种对供给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寻找新的职业路线。在CATE开展认证工作时，教育领域仍在发生激烈的变革，包括开设以学校为基础的“工匠教师”和“执照教师” 来获得合格教师地位的路线。教师资格的授予开始趋于多样化，教师供应问题得到缓解。并且在新右派的市场化大力鼓吹下，大量没有经过教师培训的专业人才进入教学领域一定程度上活跃了教育氛围，使得师资来源多元化。

面对教师教育的政策激烈的辩论，教师群体感到自己受到了围攻。从1944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所谓的“教师主导”的黄金时期。因此，当政府干预深入至教师教育领域，教师群体深感受到专业侵犯。教师教育联盟反驳了废除CATE，质问政府的目标为何不能在CATE的框架内实现教师资格的审查。但是仍无法改变实践化教学占据主流地位的趋势。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政策变化和政治斗争中，教师群体处于被动地位，而新右派的教育改革与技术官僚的考量不谋而合。1992年和1993年，政府发布了两份新的初等和中等初级师范教育通知，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并更加强调实践培训。改革浪潮影响了认证机构的废立：1994年废除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CATE）继而建立教师培训机构(TTA)，接管 CATE的大部分职能以及所有初始教师教育的资金。从“教育”到“培训”的象征性变化反映了教师教育从机构准备到校本准备的变化环境。

参考文献

[1] William Taylor, Accrediting Teacher Education: the work of CATE,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06, p.23.

[2] Furlong, J., Barton, L., Miles, S., Whiting, C. and Whitty G., Teac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

[3] William Taylor, Accrediting Teacher Education: the work of CATE,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Jul 2006, pp.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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