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围屋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形成因素解读——基于文物保护单位视角

赣南围屋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形成因素解读——基于文物保护单位视角

康有来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710075

摘  要：本文基于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赣南围屋为数据基础和研究对象，分析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格局，结果显示：在时间演化上，自明中晚期至民国初期近500年的时间跨度内，其建筑类型遵循自圆弧到方正或圆方并进的历史演变轨迹。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广泛分布于县界、村界的村落田园中央，但呈现出不均衡、多元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探寻赣南围屋时空格局形成因素并对其进行深度解读，发现其深受当时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赣南围屋，时空格局，形成因素，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学界运用地理学ArcGIS工具，基于文物保护单位视角研究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及其形成因素成为学术趋势，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更为全面、直观的有利信息。

赣南围屋是赣南地区富有客家特色的建筑文化遗产，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赣南围屋的起源、发展和消失，以及建造技艺、功能布局、建筑民俗等，少有关注时空格局特征分析及形成因素解读。为此，本文基于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赣南围屋为数据基础和研究对象，对赣南围屋时空格局特征进行分析，并解读其形成因素，以期对其遗产价值发掘、文化内涵提升、保护利用与申遗推进等方面有所裨益。

1  赣南围屋基本概况

赣南作为我国三大客家主要聚集地之一，孕育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遗留有丰富的客家文化遗产。赣南围屋是客家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之一，是一种四周围合起来聚族而居，集家、祠、堡三种功能于一体、具有鲜明坚固防御特征的客家民居形式之一，与闽西的土楼、粤北的围拢屋并列为客家聚集区的特色民居。赣南围屋大多以“围”字命名，主要源于其大门门额上“某某围”的题名，或源于后人根据围屋所处的地点、特点、兴建先后等约定俗称，它凝聚着客家人的勤劳智慧，见证着客家人从中原南迁至此，辟荒拓野，勤耕苦种，励精图治，修建堡垒式建筑抵御兵火的艰难生存历史，是当地遗留至今最有标志性的人文景观，被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根据现存实物和文献资料，赣南围屋存续时间约为明代中期至民国初年（16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现存500座左右，其中龙南关西围屋群、燕翼围、渔仔潭围、乌石围，全南雅溪围屋群，安远东生围围屋群，定南虎形围和明远第围等赣南围屋中的杰出代表于2012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  文物保护单位中赣南围屋的时空格局特征

截止2021年底，赣南围屋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有69座，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座，占比5.7%，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座，占比20.2%，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7座，占比24.6%，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4座，占比49.2%。

2.1时间演化特征

从时间演化看，赣南围屋最早的是建于明代中期弘治年间（1488—1505）的龙南武当乡田心围及约建于明万历年间（1578—1619）的杨村乡盘石围，最晚的是建于民国1928年的全南县墩子头土围，延续时间跨度近500年。

具体来看，明代中晚期至清代早期可以称为赣南围屋的开创期，这一时期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9座，占比仅13%；至清代中期，赣南围屋建造进入成熟期，数量开始增多，该时期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17座，占比24.6%；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赣南围屋则进入全盛期，数量大大增加，该时期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39座，占比高达56.5%；民国初期后，赣南围屋逐渐衰落，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4座围屋因具有革命属性，被核定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如安远县尊三围保卫战遗址、龙南市红岩烟园围及其红军标语、全南县第一党小组成立旧址（永新围屋）和塔下毛泽东旧居（福星围）。从时间演化方面来看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比，与围屋的发展演变分为约占10%围屋总数的创始期（明中晚期至清雍正年间）、约占30%的形成期（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和约占60%的极端期（清咸丰年间至民国初年）[[1]]这一结果是相一致的。

赣南围屋的时间演化特征还表现在类型演化上，不仅形态丰富，而且尺度变化大。明末清初自由创发阶段，有圆形、半圆形、外圆内方形、八卦形及其他不规则形。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石围为明中期的近圆形围拢式围屋、全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院水围为明末清初的双重不规整圆围等，反映了初创时期的赣南围屋处在探索阶段；清中期后，大量的方形围屋出现，且成为赣南围屋形式的主流，代表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西新围、东生围为“国”字形方围。由此可见，赣南围屋呈现自圆弧到方正或圆方并进的历史演变轨迹，其中圆弧式围屋流行虽早，但其消亡也早，如万幼楠先生指出：“赣南围屋发生发展是经过了一个广泛吸取、兼容并蓄的自由创发阶段，而后逐步转向方形、四角建炮楼这个基本平面设计上来，最后循着防卫这个重点极端发展。”[[2]]

2.2空间分布特征

2.2.1地域空间分布特征

从具体选址来看，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于赣南县界、村界的村落田园中央，与所处村落的山地均有一定距离。这从围屋中诸多如“田心围”的围屋名称即可看出其具体择址建于田畴中心这一特征。有的围屋虽名称不叫“田心围”，但经实地考察得知也是建在大片田地的中央，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生围、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龙光围等。

从地域空间分布看，赣南围屋分布区域较为广泛，但极为不均衡，且最终并未成为赣南普遍的民居形式。纵观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于龙南、定南、全南、寻乌、安远、上犹、石城、会昌、于都、信丰、瑞金等11个县（市），其中以龙南、定南、全南最为集中，共有55座，占比高达近80%，是围屋分布的主密度区域；安远、寻乌、石城、上犹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各2座，占比13%，是围屋分布的次密度区域；会昌、于都、信丰、上犹、瑞金等县各散布1座，而兴国、宁都、赣县、南康、章贡等位于赣南北部的县（市、区）均无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寻乌、安远、会昌、信丰、于都等县的围屋均见于南部乡镇，这在一定程度表明赣南围屋多流行于龙南、定南、全南“三南”等明清时期社会动荡、闽粤回迁客民繁盛地区，并未在赣南全域盛行。

2.2.2类型空间分布特征

从类型空间分布看，赣南围屋绝大地区是“国字形围”和“口字形围”方形围屋，但也包含有少数圆形闽式土楼和半圆形粤式围拢屋，反映出赣南围屋形成时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特征。其中，龙南除大量方形围屋，还有半圆形围拢屋式围屋、近圆形土楼式围屋以及八卦形和不规则形的村围，围屋类型上最全；而围拢屋式围屋主要散见于受粤东围拢屋影响的寻乌、龙南等县（市），土楼式围屋则主要散见于受闽西土楼渗透的瑞金、石城等县（市）。

3  影响赣南围屋时空格局分布特征的因素解读

3.1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3.1.1地理位置 赣南地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带，自古就有“据五岭之要会，扼赣闽粤湘之咽喉”[[3]]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客家先民中原南迁第一站，以此地为“客家摇篮”逐渐扩散至粤闽交界地区，从此赣闽粤交界地带成为客家人最大的主要聚集区，赣南围屋与闽西土楼、粤北围拢屋均成为所在地域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民居形式。由于赣南、闽西和粤北在地缘上相邻近，且均系客家人聚集地，赣南围屋与闽西土楼、粤北围拢屋三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互相借鉴与融合是肯定的。因此，邻近闽粤地区的赣南围屋在类型空间分布上必然受到闽西土楼、粤北围拢屋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寻乌县2座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均为围拢屋式围屋，石城、瑞金等县（市）则为土楼式围屋。

3.1.2地形地貌  赣南四周环有众多山脉及其余脉，向中部及北部逶迤伸展，形成周高中低、南高北低地势，断陷盆地贯穿于全市，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80.98%，因而赣南特殊的地形地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围屋在地域、类型空间上的分布。一方面，“赣州据江右上游，境接四省，中包万山，峻岭、邃谷、盘涧、郁林，人迹罕及，为巨寇之渊薮”[[4]]，特殊的地形地貌为“藏奸纳匪”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生存环境，盗寇横乱于赣南给当地客家人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因此面对时常动乱的社会环境，客家人为防患于未然在盗寇作乱集中区域的“三南”等地区创建了大量围屋民居，而南康、兴国、于都等赣南北部地区地势较为平坦，王化统治有力，盗寇在此地区难以成气候，故赣南北部地区鲜少围屋民居。此外，赣南围屋选址多位于县界、村界的村落田地中央亦是由特殊的地形地貌所决定，因为田地中央是少有的地势平坦处，视野较为开阔，有利于避开敌人查探和袭击，也有利于防御者第一时间发现敌情；另一方面，赣南地域较闽西、粤北宽敞些，因而围屋体态和形态选择更为多元，如除方形外，还有圆形、半圆形、外圆内方形、八卦形及其他不规则形围屋。

3.2人文地理环境因素

3.2.1军事赣南围屋最大的特点就是“设防性”，主要表现在防御盗寇、兵乱、宗族间械斗等，其时空分布与当地社会动乱与否有密切关系，当某一地处于动乱时，围屋数量增多；某一地动乱越频繁，围屋数量则越多且集中。从时间演化上看，自明中后期至民国初年，赣南一直处于连年不断的兵火之中：明后期，赣闽粤湘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至清初，赣南因客家人的强烈民族意识，发生了顽强的抗清斗争；到清康熙年间，赣南亦卷入了滇、闽、粤“三藩之乱”的战火之中；道光以后，赣南又因清府日趋腐败无能进入了百余年的动荡不安，太平天国运动洪波贯穿始终、经久不息，其下线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因此，现存的赣南围屋，约70%是这一历史时期所建[[5]]。

动乱的社会背景使得具有鲜明防御性的围屋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其产生、发展贯穿于兵火始终，约70%这一数据与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属于清末至民国初年时期的占比是相向的；进入民国后，社会环境有较大改善，故围屋也逐渐走向衰落。再查赣南地方史志关于“盗寇”和“攻围”的记载：明中期以前，以“土寇作乱”事为主，此后“闽广流寇”犯境的内容大增；清康熙以后，关于攻“围”记载渐多，这与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同是从清代开始增多是一致的；从空间分布上看，因“安远、石城、龙南当盗贼出没之冲，犹受其患”[[6]]，像三南、安远县志上均有“地处万山之中，奸人啸聚，盗寇充斥”之类的概述，同时根据清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经政志˙武事》统计：自明正德元年（1506）至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368年，见于记载的兵火便有148起。在这148起中，起源或波及三南、安远、寻乌一带围屋较多县的兵火有92起，平均每四年就有1起

[[7]]。从中可以看出，龙南、定南、全南等县市犹受兵火之扰，而这也是“三南”盛行围屋且在地域空间分布上呈高密度集中的最重要原因。

3.2.2人口  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因而人口对于文化遗产分布的影响最为直接，这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8]]。人口因素对赣南围屋时空分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闽粤回迁的客家移民。明代晚期以后，回迁赣南的大量闽粤客家，激起了“新老客家”之间对土地等生存空间的争夺矛盾。万幼楠先生曾根据《龙南地名志》作过一个统计：以“围”命名的村庄有69个，其中居住20代以上的围屋有16座。这些早期的围屋主人，大多从外地迁入，主要为福建、广东和本省吉安市，这是一支支孤军深入的弱势族群。他们需要在新的地方站住脚跟，需要稳定巩固，更希望能膨胀发展，这势必侵害先到之民的利益。因此，宗族矛盾、土客矛盾十分激烈。这种难以调和的宗族矛盾和土客矛盾，则需要新建具有防卫功能的围屋来保卫宗族安全，像三南、安远一带盛行围屋的县，回迁的客家人占十之八九。[[9]]因此，回迁客家移民越多，其所在县市围屋也越盛行。

二是客家宗族人口的扩张。围屋一般是由某一父系成员所创，住在围屋内的人都是其血脉后裔，因其“聚族而居”的特性和客家宗法制的作用，决定了围屋由嫡长子继承，余子一般都析迁别地发展，所谓“长子不离居，余子满天飞”。如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燕翼围、东生围，由父系赖上拔、陈郎庭创建，均由长子继承，余子他迁另建；再如龙南杨村镇乌石村的乌石围是该村的开基祖围，该村其他六七座围都是从“老围”析出的。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客家宗族人口的不断扩张，建围数量愈多。

3.2.3政治  赣南围屋的时空格局深受赣南政治环境好与坏、统治力度强与弱的影响，尤其是在跨度近500年的长时间段。

首先，与“南赣巡抚”[[10]]的设立与管辖有关。明朝中后期，该地区处于激烈震荡之中，官民关系极为紧张，战争与杀戮异常惨烈[[11]]，这一时期也是闽西土楼、粤东北围拢屋和赣南围屋开始发生的初创阶段。

其次，与官府统治力度强弱有关。明清时期，赣州府一百公里以外的全南、龙南、定南、寻乌、安远、信丰南部等地区处崇山峻岭之中，官府统治力较弱，当地百姓在面对盗寇侵扰时，官府难以驰援，当地百姓只有靠自己筑造围屋来应对盗寇侵扰，故“三南”等官府统治力较弱区域盛行围屋，围屋密度集中；而距离赣州府都在百公里以内的南康、兴国、于都、信丰等县，官府统治力较强，盗寇难以成气候，故该区域鲜少围屋分布。此外，会昌虽属百公里外的边远县，但它自古以来就是闽粤间交通枢纽，明在此设立了“守御千户所”、“羊角水提备所”，又筑有巡检司城堡守备，派有重兵镇守筠门岭要冲；大余、南康、崇义、上犹等县则是从赣粤咽喉地带，旧属南安府，唐宋以来便有重兵驻扎；而石城、瑞金、宁都三县因属宁都直隶州统辖，官府统治力度较强。这几处社会环境较好之地，使得匪害和割据势力基本没有相应的生存土壤，故围屋也就没有大造的必要。

最后，与民国政治社会环境好转有关。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统治力度的加强，交通、治理的改善，当地宗族势力和盗匪武装受到了抑制与打击，较好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赣南的政治社会环境总体上较之前有了一定好转，因此，当地百姓便不再建造不宜居住的围屋，围屋也自此逐渐走向了衰落。

3.2.4经济  经济是影响赣南围屋时空分布的又一重要因素，主要表现经济资源、经济实力影响方面。

在经济资源影响方面，全南由于偏出山区，多小溪，溪流多卵石，当地客家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因此全南境内几乎是清一色的卵石墙类型的围屋，而龙南围屋各种形式均有，但以砖石墙为主，定南则以土墙围屋为特色[[12]]。

在经济实力影响方面，围屋建设需要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故一般建有围屋的都是当地有名望、有经济实力的宗族大姓，如龙南关西乡大财主徐氏，先后建造了“西昌围”和“关西新围”。此外，经济实力影响还突出体现在围屋建造者“新老客家”上，赣南的“老客家”是围屋主要初创者, 如龙南杨村土著赖姓请江西丰城县建筑师营造的燕翼围, 便是赣南现存最早的；而回迁赣南的“新客家”虽从闽粤地区带回了围楼建筑技术,但因其回迁开始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只能局部地影响围屋,不能完全成为闽粤围楼的主流，待其经济地位逐步提高后,赣南围屋又成了当时新客家的定势[[13]]。

4  结论

1)赣南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在时空分布上极为不均衡。在时间演化上，自明中晚期至民国初期近500年的时间跨度内，其建筑类型遵循自圆弧到方正或圆方并进的历史演变轨迹。其中，明代中晚期至清代早期为开创期，圆形、不规整等围屋类型多样，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少；清代中期为成熟期，方形围屋成主流，文物保护数量增多；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为全盛期，圆方形围屋并进，文物保护单位最多；民国初期后为衰落期，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出革命属性。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分布于县界、村界的村落田园中央，虽分布广泛，但呈现出不均衡特征。其中，龙南、定南、全南等地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最为集中，而赣县、南康、章贡等北部地区均无围屋类文物保护单位，反映出其并未形成赣南民居的普遍形式。同时，寻乌、瑞金、石城等地因与闽粤相邻，因而有少数圆形闽式土楼和半圆形粤式围拢屋，体现出赣南围屋对多元文化的吸纳和包容。

2)赣南围屋的时空格局是赣南当时所处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下相互作用的产物，明晰影响时空格局特征的形成因素，或更能理解许怀林先生所说：“今天我们看见侥幸残存下的土楼、围屋，其样式风格、建筑技巧，让人赞叹，而探寻它们的兴废及寄寓的人事，却是社会剧烈动荡，民众生活苦难的见证，绝非团聚温馨的家园。”[[14]]

参考文献：

[[1]]万幼楠.赣南围屋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43—45.

[[2]]万幼楠.赣南客家围屋之发生、发展与消失［J］．南方文物， 2001（4）:40.

[[3]]【清】汤斌.《序》清同治版《赣州府志˙旧序》

[[4]]【明】陈九韶.《慎防微详记载条陈》清同治版《赣州府志˙艺文志》卷六十七.

[[5]]万幼楠.赣南客家围屋之发生、发展与消失［J］．南方文物， 2001（4）:34.

[[6]]【明】陈九韶.《慎防微详记载条陈》清同治版《赣州府志˙艺文志》卷六十七.

[[7]]万幼楠.赣南围屋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66.

[[8]]徐卫民 曾丽荣.陕西省文化遗产时空分布格局及形成因素研究——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1（3）：444.

[[9]]万幼楠.赣南围屋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64、69.

[[10]] “南赣巡抚”，全称“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明朝弘治八年（1495）始设，驻赣州，辖区巡抚江西的南安、赣州、建昌（今南城，后撤换为福建漳州）府，福建的汀州府，广东的潮州、惠州、南雄、韶州府，湖广的郴州（辖区某些时段有所损益），即闽粤赣湘四省交界地的“八府一州”地区，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省并，前后存在169年。

[[11]]许怀林.客家社区的大转折——《虔台志》中的赣南特区［J］.客家文化研究，2004：309.

[[12]]王佳.客家民俗文化在现代设计艺术中的应用研究［D］.赣南师范大学，2010-06-13.

[[13]]万幼楠.赣南围屋及其成因［J］.华中建筑，1996（4）:84.

[[14]]许怀林.客家社区的大转折——《虔台志》中的赣南特区［J］.客家文化研究，2004：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