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学制对20世纪20年代中学历史教育的影响

壬戌学制对20世纪20年代中学历史教育的影响

史雅楠

单位：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实验中学 单位邮编：107010

摘要：壬戌学制的颁布，对中学历史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学历史课程、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三个方面。壬戌学制时期，历史课程纲要特别强调历史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而非忠孝节义的顺民。受此影响，当时的学者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力求史观革新、语言通俗。但限于实际情况，壬戌学制的改革精神很难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落实。

关键词：壬戌学制；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历史教学实践

关于壬戌学制的研究，目前已是成果颇丰，无论在教育史领域，还是在近现代史领域，都有相关的专著、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但从中学历史教育的角度，研究壬戌学制对其影响的成果较少，有代表性的有：朱煜《民国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的编制及其价值取向》指出壬戌学制对中学历史价值取向进行重塑；刘超《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叙述1922年学制颁布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第三节分析其编写特点；赵亚夫《中小学校历史教育百年简史》对壬戌学制与中学历史教育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对当时的教育遗产进行总结。从中学历史教育的视角审视壬戌学制，有利于读者从微观角度认识壬戌学制，使人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壬戌学制对中国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文将从课程设置、教科书编写、实际应用三个方面探讨壬戌学制给当时的中学历史教育带来的变化。1922年北京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其内容包括三部分，分别是：“标准”、“学制系统图”、“说明”。“标准”为：“（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之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1]]该文件在“学制系统图”后附说明文字，对各学段修业年限及注意事项略作解释。壬戌学制是1923年历史课程纲要编写的指南，该年修订的历史课程纲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当时中学阶段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历史教学实践。

一、壬戌学制的颁布促使中学历史课程的价值取向和内容标准做出调整

壬戌学制颁布后，《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陆续问世，二者均体现壬戌学制的改革精神，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和内容标准两方面。

（一）中学历史课程的价值取向开始关注个人能力的提升

壬戌学制深受新文化运动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力图培养能够改良当下社会的“新人”。据此修订的中学历史课程纲要的价值取向也发生改变。传统的历史教育注重培养合格的统治者和驯顺的臣民，忽视受教育者个人能力的发展；而1923年修订的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以下简称课程纲要）则强调应培养具备高尚情操和实干潜能的人才。

课程纲要注重对学生个人道德情操的陶冶。《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的制定者常乃德[[2]]认为历史教育应该是“真”、“善”、“美”三者的结合，这在《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譬如，它规定初级中学历史课程要达到四个目的。第一，培养学生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第二，使学生养成“博爱、互助的精神”；第三，“追溯事物的原委，使学生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第四，“随时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指导学生，以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和习惯。”[[3]]《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中的“第二条应该属于‘善’范畴”，“善”即为互帮互助，关爱幼弱，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原因，与以往读史以明制御之术的学习目的迥然不同。“第三条和第四条的前半句应该属于‘真’的范畴”，这里的“真”即为能使学生解决真问题，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与过去的坐而论道、空谈大义相对。“第四条的后半句应该属于‘美’的范畴”。[[4]]“美”即指人的和谐而自由的发展，为养成完全的公民做准备。这种“真”、“善”、“美”的品德培养与过去的道德训教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以养成健全公民为目的，后者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课程纲要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要求教师“随时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指导学生，以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和习惯。”《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提示教师应“指示研究途径，多与学生自己研究之机会”。[[5]]二者都强调对学生研究能力和学习兴趣的培养，与新学制“谋个性之发展”的精神契合，与过去强调熟读记诵以求取功名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

课程纲要在培养健全公民的基础上强调历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养成一种“群体意识”。常乃德指出“历史最大的功用还是在群的方面。尤其在建设群体意识的方面，历史有唯一的功用。”这里的“群体意识”与古代所强调的顺民意识有根本的区别，前者着眼于公民团体的共同利益，而后者意在维护统治者个人的权威。在常乃德看来，“群体意识”是一种“与群体共分荣辱休戚的心理”。[[6]]当时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垂涎，这种与群体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意识”正是时代所需要的，是培养强大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

（二）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标准对除政治史之外的其它内容予以重视

课程纲要所规定的内容标准开始注重整个人类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历史教育偏重政治史，而忽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人类文化的演变，从而导致学生对历史的认知残缺不全。壬戌学制明确提出应“注意生活教育”。受此影响，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中的内容标准增加大量除政治史之外的其它内容。《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内容和方法”部分中，对古代文化、民族关系、科技革命的内容特别重视；在“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部分中，明确规定学生须“能知人类文化演进之状况。”[3]15《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将世界文化的资料分为五类，并指出四个研究途径，它们最终的落脚点都是“生活”（如图所示）。文化史学纲要注重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人类历史，因此在纲要的各个部分，“文化”的字眼俯拾皆是，在“学程内容大纲”部分中，文化史的内容占三分之一以上。

《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对世界文化资料的分类与研究途径的表述[5]16

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观念、语言在壬戌学制颁布后有较大进步

壬戌学制延长中学年限，将中学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部分。“为适应初中与高中分开的中学教学方式，各书局纷纷新编教科书，形成了民国时期教科书编写的第二个高潮。”[[7]]壬戌学制时期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多，而且其编写观念、语言都有较大变化。

（一）编者开始将新兴的史观融入中学历史教科书

壬戌学制明确提出，学校教育要“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新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现了这一要求。壬戌学制颁布后，不少学者“运用进步史观编写教科书。”[[8]]编者在编写教科书时，注重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内容，认为历史应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应体现整个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大事记，使历史教科书适应民主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顾颉刚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适应新学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时，颇感材料匮乏，并非指中国古史资料稀缺，而是适用于编写新教材的史料比较少。为了编撰体现社会进化过程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顾颉刚认为，在搜集史料时，不能仅限于正史资料，须扩大史料范围。顾颉刚指出“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看野史笔记比正史官书要紧”，[[9]]旗帜鲜明地表示历史教科书的选材范围应下移，应关注整个社会的演进历程，而非朝代更迭，这与新学制“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的精神高度契合。陈衡哲受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时也指出“历史既是人类全体的传记。他的范围当然很广。拿破仑的事业固然是历史；法兰西乡下一个穷妇人的生活状况，也何尝不是历史。”[[10]]可表明她和顾颉刚有类似的治史观念。

壬戌学制特别强调，学校教育应力图“谋个性之发展”，中学历史教育为适应这一变化，1923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要求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学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一些史家直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教科书编纂相结合以启发学生研究历史的兴趣，允许学生对历史事件有自己的见解，这与传统史学教育灌输儒家义理的做法有云泥之别。如“陈衡哲编《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采用文化史的、综合的宏观视野来考察历史活动，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深受当时西方新史学理论的影响”。在书中她用大量篇幅叙述“女政治家、女英雄、女学者、女诗人等女性人物”，[[11]]例如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百年战争时期挽狂澜于既倒的法国女英雄贞德，文艺复兴时期精神自由的女学者卡桑德拉、亚历山德罗，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等在历史长河中的杰出女性在她的书中都有一席之地。

（二）中学历史教科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的书面用语，有言简意赅、文辞优美的特点。但其表述太过简略含混，不适应近代学术发展精确化的趋势；且文言文和民众日常口语差异较大，复杂难懂，使识文断字成为读书人的专利，不利于文化知识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时期，使用白话文已成为一种趋势。壬戌学制明确提出学校教育应贯彻 “平民教育之精神”，学校若继续使用文言课本，无疑是将很多平民拒之门外，与平民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白话文课本为当时所急需。各大书局敏锐地嗅到了这个商机，纷纷邀请专家学者撰写白话文教科书。[[12]]例如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傅运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顾颉刚《现代教科书初中本国史》等。这些教科书均使用白话文叙述，采用新式标点，横排印刷。白话文历史教科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语言形式的变革，而在于它成为传播新文化的载体，使教科书走向了大众，走向了时代”，[[13]]使历史教科书在体现最新的史学动态的同时，[[14]]又能达到普及智识的目的。语言流畅且质量上乘的历史教科书为大众了解史学知识打开一扇窗。

三、壬戌学制的先进理念很难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落实

一战结束后后不久，出于对一战惨祸的反思，倡导各民族之间应博爱、宽容的世界主义教育观念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1923年在旧金山召开的世界教育大会“提倡在学校教育中贯彻世界主义教育观念，国内‘壬戌学制’改革得其要旨，在‘新学制’改革下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秉承这一理念起草课程标准。”

[[15]]新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均受到“世界主义”的浸染。常乃德指出，初级中学历史课程应“研究人类生活

状况之变迁”，“启发人类的同情心，以养成学生博爱、互助的精神。”[3]14在课程内容编排上，将中国史融于世界史中，也是出于增进民族同情、国际理解的考虑。他指出中学生的历史学习应以人类发展为着眼点，与以往将本民族的盛衰兴亡置于首位的做法不同。“文化史学纲要”指导教师在教学时应“注重研究世界文化之源头，及其同流交感之效果。”[5]17徐则陵此举意在培养学生世界人民本出一源的意识，以达到逐渐消除民族隔阂的目的。在当时，世界主义教育观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这种理念对化解民族矛盾，实现世界和平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当时的中国列强环伺，正处于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境地，自身安危尚且无法保障，奢谈民族和解、世界和平很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自世界主义与历史教育相结合的观点提出以来，就不断遭到批驳，[[16]]有些学者的批评笔锋犀利、言辞激烈。余家菊称当今中国的历史教育，讲大同主义实无必要，即使讲，也只不过是“奴性的大同主义，懦性的大同主义罢了”。[[17]]

四、结语

壬戌学制的颁布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次变革，中学历史教育受此影响颇深。为适应壬戌学制新的育人要求，中学历史课程做出调整，在价值取向方面，指出明确提出中学历史教育应培养健全的公民，而非批量生产唯统治者意志是从的愚弱臣民；相应地，在知识学习方面，主张学生不能只知历代治乱兴衰的事迹，而应了解全人类演进的历程。壬戌学制时期也是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春天，不仅数量剧增，且质量较高，采用白话文以便于普及智识，一些教科书还渗透新的史学观念。但囿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加之其太过理想化，壬戌学制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如此精心设计的学制却在施行的过程中流于形式，最终沦为纸面文章，这其中的落差令人唏嘘，背后的原因值得今人深思。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未对历史教学测量评价、历史课外学习以及壬戌学制时期历史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等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将会不断完善。

[[1]] 陈元晖,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995.

[[2]] 常乃德（1898—1947）,字燕生,山西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赴日本留学,曾在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任教,对“新史学”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在思想史方面也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小史》、《历史哲学论丛》、《生物史观与社会》、《全民教育论发凡》等。

[[3]] 常乃德.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M]//吴履平主编,课程教材研究所编,李隆庚卷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4.

[[4]] 朱煜.民国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的编制及其价值取向[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07(8):22-26.

[[5]] 徐则陵.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M]//吴履平主编,课程教材研究所编,李隆庚卷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7.

[[6]] 常乃德.教育观点上的历史学科[M]//周靖主编.百年中国历史教育箴言集萃.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62-63.

[[7]] 刘超.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8.

[[8]] 赵亚夫.中小学校历史教育百年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82.

[[9]] 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J].教育杂志,1922,14(4).

[[10]] 陈衡哲.西洋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0.

[[11]] 石鸥,吴小鸥.简明中国教科书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85.

[[12]] 壬戌学制颁布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等当时的大型书局纷纷邀请专家学者重编中学历史教科书。

[[13]] 郭戈.教育史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97.

[[14]] 曹琴仙,吴洪成.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与白话文教材[J].课程·教材·教法,2004(7):88-90.

[[15]] 顾颉刚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渗透到新教材《现代初中本国史》中。

[[16]] 1922年,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教育应渗透世界主义教育观念,1923年,余家菊就撰文批评,及至20年代中后期,“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论战全面开展,这场论战最终以“国家主义”的获胜告终。

[[17]] 余家菊.非和平主义的教育[J].少年中国,1923,4(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