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天津粮价高涨情况

 抗战后天津粮价高涨情况

袁阔

天津师范大学  300380

抗战胜利后，天津居民对平津粮价最直观的感受是“在日本投降以前，平津是粮价最低的地方，而现在是粮价最高的地方……半年间，粮价高出十倍。”[1]据《粮政季刊》统计，1945年12月6日，天津的中等小麦价格为每市石值法币9450元，12月16日天津的中等小麦价格涨到每市石值法币11000元，1946年2月26日涨到每市石值法币26000元，到1946年6月6日，天津中等小麦的价格为每市石值法币51000元[2]，6个月价格涨幅近540%。这表示抗战胜利初期，天津市就已经出现粮价高涨的情况。

地方志中也有关于天津粮价高涨的记录。据《天津通志 物价志》记载，天津的黄玉米面1946年1月是每斤值法币63.93元，12月涨到243元；1947年12月涨到6315元，到1948年6月13日，一天之内价格连涨，早晨黄玉米面每斤6.8万元，到上午10点涨至7万元，中午时又涨至7.2万元，到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前，每斤达到30.6万元。[3]面粉价格也是一路猛涨，天津解放后，当时市面上的美国面粉是每袋1.5万元到1.6万元；1946年5月5日，面粉每斤325元，一袋百斤面粉就是32500元；1947年4月16日，涨到每袋面粉8万元；1948年3月下旬，一袋绿兵船牌面粉涨到200多万元，6月10日为400万元，四日后的6月14日，涨到了580万元，1948年12月的面粉价格是1月份面粉价格的761倍。当然，面粉还不是1948年天津价格上涨最多的粮食，1948年12月份的玉米价格是1月份玉米价格的2006倍。大米和小米价格也是节节攀升，1946年1月，高大米每斤180元，次稻米每斤172元，高小米每斤90元，次小米每斤82元，到同年5月5日，大米升到每斤380元；到1947年12月份，稻米每斤8500-9900元，小米每斤6500-6600元；到1948年6月10日，大米每斤9.3万元，4日后的6月14日，涨到了每斤15万元。[4]《天津通志 商业志 粮食卷》还载有1946年—1949年天津主要粮食的零售价格，详见表1—1。由此可说明，不但是大米、面粉这种一般市民所购买的粮食的价格在不断上升，玉米、玉米面、小米这种贫民所购买的粮食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

《民国价格史》则从指数方面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天津粮价高涨的情况。根据《民国价格史》记载，如果以天津1937年上半年的粮食类商品的平均零售价格为指数100，那么1948年11月天津的粮食类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为1920.35，即1948年11月天津食品类商品的零售价格，大约是天津1937年上半年粮食类商品平均零售价格的19倍；如果以1948年8月19日，即金圆券发行当天的天津粮食类商品的平均零售价格为指数100，那么1948年11月天津的粮食类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就是853.63，即1948年11月天津食品类商品的零售价格，大约是天津金圆券发行当天食品类商品零售价格的8.5倍。金圆券发行当天，天津的籼粳米每百市斤售价21.33元，机制面粉每百市斤售价10.67元，到12月5日，天津的籼粳米每百市斤售价295元，机制面粉每百市斤售价190元，分别上涨了大约13倍和17倍。[5]这表明，金圆券的发行并没能抑制粮价。

在《大公报》的报道上，也可看到许多关于当时粮价上涨或粮价过高的报道。1948年3月10日的《大公报》拿处在战火中的锦州粮价比平津低来讽刺平津粮食价格高。[6]而《大公报》对粮价上涨或粮价过高的报道中，也有“粮价在上周冒涨的情形，最是令人惊心”[7]和“粮价首先跃起，领导物价的作用发动”[8]这样的形容。1948年5月，《大公报》（天津版）也对当时市面上的包括杂粮在内的粮食价格进行了调查，“小米（以石计）四百六十余万元，玉米百二十万元，高粱二百五十万元，绿豆六百五十万元，黄米四百五十万元，大米八百万元，白面（百斤）六百余万元，莜面四百五六十万元，玉米面二百四十万元。”[9]报纸上对粮价高涨的报道可谓屡见不鲜。

造成粮价如此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抗战后天津粮食短缺。1945年12月，时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署长的童冠贤说道：“（平津）请求物资为五万吨麦，二万五千吨棉花，及三吨药品。然目前抵津物资，仅有新自沪运来之面粉三万袋。”虽然粮食短缺问题一直存在，但国民党相关人员一致表示“粮食无缺”，所以1948年年初，《大公报》就对此事评价道：“所以‘粮食无缺’一语竟成空头支票。”[10]1948年4月，天津市开始面粉配售，这一时期粮食短缺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仍没有解决。10月4日，《大公报》评论到“已成公开之谜粮荒严重情形，更为当局以及一般民众所熟知……民以食为天，平津两地粮荒，已不可讳言。”[11]8日，蒋介石表示“对于平、津粮食问题至为注意。”[12]

16日天津市政府给南京行政院、粮食部和北平行辕发电，报告天津的粮荒情况，电文中提到：“惟粮食一项来源枯竭，存底稀薄，粮荒日趋严重……每月尚缺粮三千一百八十四万市斤，折合一万五千九百二十吨。”[13]

粮价高涨发生，造成了天津粮食问题的不断加重，许多市民害怕粮价再上升，赶紧购买粮食，造成了粮食进一步短缺。

[1] 《平津的粮价》，《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3月16日，第4版。

[2] 《当前粮价问题剖视》，《粮政季刊》1947年第4期，第189-198页。

[3]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 物价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64页。

[4]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 物价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5] 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第418—420页。

[6] 《烽火中锦州安定 粮价比平津便宜不少》，《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3月10日，第5版。

[7] 《商情一周》，《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2月23日，第6版。

[8] 《商情一周》，《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6月21日，第6版。

[9] 《物价扶摇直上》，《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5月13日，第5版。

[10] 《商情一周》，《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1月12日，第6版。

[11] 《商情一周》，《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10月4日，第6版。

[12] 《蒋总统关心平津粮荒》，《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10月9日，第2版。

[13] 《为报津市粮荒严重实况及本府措施事致北平张付院长等的代电》，1948年10月16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401206800-J0025-3-00170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