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上海犹太难民生活状况研究

二战期间上海犹太难民生活状况研究

何嘉祺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被纳粹德国迫害的大批犹太人分批迁入上海，在虹口等多地定居，开启了全新的生活。他们在艰难的处境中保持着丰富的文化生活。犹太难民们与中国人民产生了密切联系：中国人民对犹太人给予了极大援助，犹太人也积极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战活动。

关键词：犹太人;难民;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

绪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特殊的群体从欧洲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上海，并在上海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直至战争胜利结束。他们就是被纳粹德国政府迫害而外迁的犹太难民。这一群体的到来，给战火纷飞的上海滩增添了几分别样的色彩，一直以来也是国内外近现代史学者及二战史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早在20世纪40年代，国外学界就开始关注上海犹太人的相关问题，安娜·金斯伯格写的《上海犹太难民》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赫尔曼迪克《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犹太人生活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世纪》和戴维·克兰茨勒《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进一步推动了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中以建交，这一问题成为学术热点，引发了一批欧洲和以色列学者的讨论，代表性著作有詹姆斯·罗斯《逃往上海，中国的一个犹太社区》和伊夫琳·鲁宾《上海隔离区》等。21世纪以来，众多上海犹太难民的回忆录及自传纷纷问世，为上海犹太难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内学界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研究起步较国外稍晚。1980年，潘光旦先生开始关注来华犹太人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王庆余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对旧上海犹太人的生活状况进行整体研究。自1991年起，潘光开始对上海犹太难民这一群体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针对在上海的犹太人中流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详细考察，还深入研究了来沪犹太人的法律概况与国际问题。此后，又有一批学者陆续加入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研究行列，开始从多角度切入这一问题。例如，姚江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分析了国民政府对犹太人采取的政策中展现的战时民族利益与国际道义间的权衡；李璇玲《二战期间在华犹太记者研究》着重考察上海犹太难民中犹太记者这一特殊身份群体。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研究成果中，最全面、详尽、系统的成果当属潘光《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与《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史述、理论与模式》，在搜集整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犹太难民来沪的历史背景、原因、在沪生活、战后去向等，并为此后研究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本文拟通过对报纸、公文等新材料的解读，对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状况进行剖析。

一 犹太难民的抵沪

1938年之前（主要是1933年-1938年），已有大约1000名犹太难民抵沪。[1]这部分人在抵沪之后多投奔亲友，散落居住在各国租界和公共租界。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伴随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加剧，更多的犹太人选择来沪避难。应当说，1938年至1939年是犹太难民抵沪的高峰期。此时犹太人来华的新闻也大量见诸报端：

德国发生排犹运动后，一般犹太人纷纷赴各国避难，最近一轮康脱凡第号抵沪时，有德奥籍犹太人一百八十七名来沪避难，情形甚为狼狈云。[2]

自去岁十二月二十日，首批从德奥出亡之犹太难民五百余名，搭意国邮轮抵沪，以后来者陆续不绝，最近已拥挤将近万人;据预测至今年年底，或将增至二万。[3]

上海犹太人会刻巳接到通知,谓本星期内将有三十名由德奥当局驱逐出境之犹太人来沪……依本埠犹太人会之统计，自十月一日直十一月一日止，共到犹太籍难民一百七十五名。[4]

大部分犹太难民在离开欧洲时财物被搜刮一空，他们刚到上海时，生活拮据，难以为继，只有少部分人可以投靠公共租界的亲友。这时，当地犹太人家庭和犹太人慈善社团向他们提供了保护以及食物、衣物的援助。维克多·沙逊建立的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嘉道理创办的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在虹口准备了大量的房屋提供给犹太难民居住。此外，犹太财团在虹口建立了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成为了后来迁入难民的聚集地。在租界区，犹太洋行也招募了部分犹太难民，为其提供了生计。据报道，在上海的犹太商人：

乃独捐巨款，为离胞解决居处饮食各项，初以现金十五万元，设置以能容千人居住之收容所，虽沐帐被褥用具之征，皆由其置备，饮食一项，亦较中国难民收容所为优，故犹侨生活，应较在德时为优，……[5]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犹太人抵沪，虹口区大量聚集的人口影响了当地日侨的生活。随着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限制犹太人进入。1939年8月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限制犹太难民向上海的进一步移民，加强对涌入租界的犹太人的审核。时载：“沪外讯，日本官方顷以备忘录致达救济犹太人委员会，内称：此后居住在公共租界日占领区之犹太避难者，需加限制，凡日官方所核准者可以继续居留，其余限于本月二十二日以前退出。”

[6]与此同时，各国租界当局考虑到大量犹太难民对租界管理的冲击，也收紧了准许犹太难民进入的政策。时载：“此各国领事团体顷要求其本国政府设法阻止欧洲犹太人来沪，因沪犹太人未能找到工作、同时亦缺乏救济金救助。”[7]

从1939年9月以后，来沪犹太人的数量急剧下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犹太人来上海的途径被全部切断，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几无可能。[8]

就犹太难民在沪分布格局来说，1937年之前来沪犹太难民大多零散分布于各个外国租界。1937年至1941年上海犹太难民大多分布在虹口聚集区，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投奔了在租界的亲友或是凭借自身的技能在租界找到了工作。

二 犹太难民在沪文化生活

当犹太难民逐渐安居后，他们开始构建自己的文化氛围。在这些犹太居住点，文化活动相当繁荣。时载：

上海既凭空增此一众德奥籍犹人，彼等社会中之报纸亦开始出现，六月四日发刊第一号，名曰上海犹太人纪事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以英德文合刊……德文四版，英文一版，广告一版。[9]

泰晤士报云，全世界之犹太人于昨日（二十二日）热烈庆祝其五七零二年之元旦，本埠犹太侨民会集教堂举办庄严之仪式，并祈祷欧洲犹太人脱离苦海，上午九时博物院路犹太教堂开始举行安息会，是为新年节假之序幕。[10]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犹太人仍保持了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据难民威廉•肖特曼的回忆，难民有着形式丰富的娱乐活动。在虹口为数不多的电影院内，时常播放的美国影片广受犹太难民群体的欢迎。一些专业演员和演艺爱好者组建了剧团，创作了许多具有维也纳风格的轻歌剧等各种剧目，他们建立戏剧社和创作鲜明时代特征的戏剧作品，还筹办画展，音乐会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以及足球赛、乒乓球赛、拳击赛等体育活动。至于咖啡馆、桥牌俱乐部和夜总会等小型娱乐场所，更是分布密集，即使是在家庭中也有多样的娱乐方式。[11]

犹太社区的主要报刊为《上海犹太早报》，难民们藉此了解国内外的重大新闻。除此之外，他们还创办了许多具有较高专业性的报刊杂志，如用德英中三国文字登载的《中欧医师学会会刊》，波兰文《上海犹太难民新闻》等，这些报刊杂志有效传播了先进的西方技术和文化。

犹太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促进了中犹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些文化活动在帮助犹太人维持和修复自我社会文化身份，追忆故土的同时，也解构和重构了上海的历史形象，赋予了上海关于犹太难民的集体文化记忆。[12]

三 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

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也极为密切。这两个拥有相似遭遇的民族，在战争的苦难中相互支持，共度难关。走投无路的犹太人初入中国社会，面临种种不适应。中国人对犹太人十分友好，深知犹太人处境之艰难，真诚帮助而不从中谋取私利。中国人不但在口头上抗议纳粹暴行，而且在行动上积极救援避难来华的犹太难民。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以发放赴中国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援助犹太人的明证。另外，早在1933年4月，由宋庆龄领导的民权组织就向德国迫害犹太人事件发出过抗议。时载：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以提倡民权为宗旨，不分国际畛域。近以德国希忒勒派，一党专政以来，残害无辜、压迫学者，残酷甚殊。特于五月十三上午，由执行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亲到本埠德国领事馆，提出抗议。[13]

抗战爆发后，即使面临着巨大的抗战压力，中国政府仍关注着犹太难民的救助事业。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就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在1939年2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上，提议在西南地区为犹太难民划出一块寄居区，该意见通过后交由行政院：“本会第一次常务会议，孙委员科提议，请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详陈理由，并拟具办法四项，请公决一案，经决议，原则通过。”[14]

来沪的犹太人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和革命事业，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中有人作为记者深入战场报道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向国际社会进行抗日宣传;还有一些锡安主义团体印刷传播反法西斯锡安主义地下刊物;甚至有人直接加入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一起作战。这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汉斯·希伯、罗生特、爱泼斯坦等。

一位犹太难民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没能摧毁犹太人的精神；几个世纪的苦难与压制没能扼杀中国人民的美德。”[15]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中犹人民接触日益密切，虹口的许多中国人学会讲德语，许多犹太人也学会了中文。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中犹人民在二战中的深厚友谊更是延续到战后，这些犹太人还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的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很多犹太商人也积极来华投资，在犹太工商业中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持久而深厚的友谊，与二战时期上海犹太难民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至今日对中以关系的发展仍有重要启示作用。

结 语

二战期间在沪犹太难民见证了中国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作为异乡来客，他们在战争的洪流中面对被驱逐与逃亡的命运，又在异国他乡参与到反法西斯事业中来。作为犹太人民，他们带着民族身份的记忆，背负着同胞的苦难，在上海延续着犹太文化的枝蔓，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这段历史让我们时刻铭记苦难、追忆艰难岁月，也让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下、展望未来。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更理解和平与责任的内涵，更理解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联结，更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因为时间和能力的局限，笔者着力于对现有史料的梳理，并发掘了当时的报纸及政府公文档案等一手史料，如《现世报》、《新闻报》、《犹太人移居西南边案》等，对犹太难民在沪生活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深化考察了这一历史事件。然而，本文的研究仍存在很多局限，有待后人弥补不足。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1.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

中文论文

2.潘光：《来华犹太人的国籍和法律问题(1840-1945)》，《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3.潘光,虞卫东：《关于旧上海犹太人复国活动的历史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1期。

4.潘光旦：《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5.唐洁：《犹太难民视角下的上海记忆与中犹文化交融——以自传<上海船票·流亡隔都>为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6.王庆余：《旧上海的犹太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2期。

7.姚江鸿：《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6期。

学位论文

1.方天虹：《上海犹太人的历史活动及其遗存》，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21年。

2.李璇玲：《二战期间在华犹太记者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20年。

3.王美玲：《纳粹时期德国犹太人外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

[1] 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 史述、理论与模式》，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25页。

[2] 《犹太人亡命者抵沪》，《现世报》1938 年第31期，第4页。

[3] 鋼果：《犹太人重开新天地在沪出版犹太报：日出四开纸一张半》，《战时记者》1939 年第12期，第22页。

[4] 《又有一批被逐犹太人到沪》，《新闻报》1938 年11月10日，第14版。

[5] 知了：《犹太人滚滚而来，上海人感觉如何》，《都会》1939年第3期，第35页。

[6] 《沪犹太人居住发生问题》，《大公报(香港)》1939 年8月12日，第三版。

[7] 《沪领团要求阻止犹太人赴沪》，《中央日报(重庆)》1939 年 2 月 12 日，第三版。

[8] 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 史述、理论与模式》，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31-38页。

[9] 鋼果：《犹太人重开新天地在沪出版犹太报：日出四开纸一张半》，《战时记者》1939 年第12期，第22页。

[10]《在沪犹太侨民热烈庆祝元旦》，《新闻报》1941 年 9 月 24 日，第10版。

[11] 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 史述、理论与模式》，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53-54页。

[12] 唐洁：《犹太难民视角下的上海记忆与中犹文化交融——以自传<上海船票·流亡隔都>为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3]《宋庆龄等向德领馆抗议》，《女铎》1933 年第22卷第1/2期，第87~89页。 

[14] 参见《犹太人移居西南边案》，1939年2月17日~1943年3月13日，014-020500-0030，台湾：国史馆。

[15] 刘晓希：《抗战期间在上海的犹太人》，《上海法治报》2017年10月13日，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