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心 ;200120
【摘要】在应对2022年3月份-5月份上海本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的进程中,院前急救工作主要分成三大部分:一是日常急救任务,二是确诊患者或疑似感染者闭环转运,三是密切接触者及闭环管理小区居民的就医往返。调度员除了接听就医需求电话以外,还要接听疫情相关的咨询电话。面对转运任务类型多,院前急救资源紧张的矛盾日渐明显,如何化解矛盾,本文对影响高效转运的关联因素进行分析讨论。
【关键词】疫情时期;转运;关联因素
受 Omicron全球大范围扩散的影响,上海市2022年3月至5月累及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超过了600000人,有研究显示omicron可能比以前的变异株传播感染能力更强,但症状相对较轻[1],因此对于疫情的防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随着防控措施不断升级,全市实行封闭管理,居民外出就医用车需求量及大量疑似感染者和确诊患者闭环转运任务量增加,使院前急救资源受到严重冲击。在实际转运过程中,遇到许多现实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以备更巧妙化解矛盾,提高转运效率。本文就疫情时期影响转运效率的关联因素进行分析。
1车辆问题
负压车是转运疑似感染者和确诊患者闭环转运的交通工具,需规范操作使用,使用后需做好车辆消毒,车内医疗装备定时检查,保证良好性能[4]。公共交通是市民就医的主要交通工具。社区专车是管控区内非急危重症患者点对点转运至定点医院就诊的专用车辆(包括转运回原址)。
1.1救护车车辆储备不足
负压型车辆配置不足。 本中心疫情前配备29辆,随着本地确诊病例的增加,原有配置已不能满足现有需求。
车辆维修保养不及时。车辆不停转的情况下维护保养更显得重要,损坏需要及时维修才能保证车辆高效运转。因人员不足,驾驶员长期加班,疲劳驾驶,车辆碰擦事故增加,封闭后无人员维修,停滞车辆增加。
车辆消毒频率增加。车辆消毒总的原则是无毒、高效、便捷,为防止交叉感染要进行每一车一次疫情消毒和每一班一次日常消毒[4]。急救分站车辆储备不足,洗消中心配置不全,不能保障每辆救护车任务完成均可就近站点洗消换车,造成车辆周转率低。
1.2 社会公共交通无保障
封闭管理期间,私家车限行,城市公共交通停运,无法保障非危急重症患者就医出行通道,仅靠救护车送院无法满足,造成求助“120”电话呼入量剧增,等待派车的量不断攀升。
1.3社区专车通道阻塞
社区专用车辆配置不足。封闭管理后市民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和私家用车自行就医,导致社区专车供不应求。
社区专车工作时限短。社区专车非24小时营运(夜间停运),夜间患者就诊结束需返回原址时只能求助“120”救护车送回。
社区专车洗消成难题。由于无规范统一的车辆洗消场地和人员,感染防控规范执行不到位,乘车人和驾驶员均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2人员问题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院内和院外的工作人员长时间处于高强度、超负荷状态,正常的工作状态和生活规律被打乱,面对病家无端指责,面对痛苦的患者,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难免会被负面情绪感染,出现情绪低落,力不从心的情况。
2.1 院前急救人员
院前急救是一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前沿窗口,是第一到达现场的应急处置,掌握着第一手资料[6]。120调度指挥中心是院前急救工作中的第一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快速最大限度地调配医疗资源,疫情期间急危重症及孕产妇新生儿等特殊人群优先派车转运,保证生命安全。
2.1.1调度知识储备
120调度指挥中心是抗疫阵地的核心枢纽,发挥防疫抗疫的“前哨”作用。调度员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才能运筹帷幄、合理调派,让急救车高效运转。每一次接警,都必须认真详细询问患者流行病学史及相关症状,做好初步甄选,同时提醒报警者做好个人防护,并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报告,及时对急救人员给出预警提醒做好防护,最大限度地降低院前急救人员感染风险,做到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6]。
2.1.2 人员身心素质
自实行封闭管理后,救护车成了市民就医唯一的交通工具,面对一个又一个不间断的求救电话,接二连三此起彼伏的医疗咨询电话,不断增加的转运任务……,突如其来的高强度工作,打乱了原有的模式和节奏。与2021年同期相比较,我中心“120”电话呼入量增长2.75倍。车组人员均需二级防护执行出车任务,任务繁重,长期穿戴口罩和防护服使人感到不适,再加上劳动强度大的抬抱和抢救,对体能有相当高的要求[4]。接到出车任务,先联系患者询问流调史、确认接车地址、解释沟通安抚患者情绪,规划车辆行驶路线,现场救治与定点医院预报交接,车组人员默契配合完成转运,每一次任务都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长时间处于高强度、高负荷状态,自然疲惫不堪,需要及时调整好状态。
2.2病家配合程度
病家对每阶段执行的防疫转运流程不了解,对新冠病毒肺炎医学知识认识不足,假报
瞒报流调史,隐瞒病情相关的症状,待车组人员到达现场,查看患者情况后,才发现与之前获取的第一手信息不符,未能做好充足而精准的准备,从而降低转运工作效率,增加车组人员感染风险。
急救人员的防护引起居民的恐慌,社区和街道的特别关注,到医院发热门诊后被传染的风险增高,筛查的时间延长造成疾病恶化等[2],这些都让病家心理压力过大,对未知不确定因素产生顾虑。患者出现疑虑、恐惧、固执、抑郁等心理问题,家属则缺乏安全感,一方面担心在转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突发的病情变化,另一方面顾虑定点医院环境安全和院内处置效率。2022年3月份-5月份统计负压转送类任务有327人次拒绝转送,占转送总数的9.5%。
2.3相关部门人员协作
“120”调度指挥中心要做到精准、高效、优化调配救护车资源,严格执行闭环管理的要求。要有序实现闭环管理,离不开各个环节各个部门防控人员的团结协作。涉及转运工作的相关部门和人员比较多,例如:机场、道口、家中、敬老院、非定点综合医院等转出方;定点医院、隔离点、方舱、返回居住地等接收方;市防疫防控指挥组、市120指挥中心、区防疫防控指挥组、区政府应急办、区卫健委等上报部门;分站车组、后勤管理部门、信息保障部门等内部组织。调度指挥中心按照任务分类统筹规划转运路线,合理安排车辆迅速转运,涉及到的某一个环节如果出现卡顿,都会直接影响转运效率。调度员需要多方面协调指挥,熟练掌握不同时期的防控政策和各部门的操作口径,反复电话联系、沟通,确保每一个转运任务安全顺利完成,并做好每日急救数据和各项转运数据统计,按要求上报。
3城市应急保障体系健全问题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城市越来越多地面临着来自城市空间、社会秩序、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多领域风险的挑战和压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变得越来越突出。“大应急、大救援、大安全”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时代呼唤并催生着全险种覆盖、全过程介入和全社会参与的“大应急”治理体系的构建[8]。健全大型城市应急保障体系,除了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能够对优化国家应急保障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1应急物资储备
急救人员执行每一次的闭环转送任务均需消耗防护用品,同时还要对车辆和设备进行消毒处理,并在下次任务时重新更换防护用品[3],疫情初期防护用品和洗消器材储备不足。封闭管理期间,出车任务增量大,且均采用二级防护,虽然较初期不足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消耗量成数倍增长,还是会有储备不足的情况发生。所以,除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基数的储备外,建立战略储备体系,建立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机制,重视提高应急生产保障能力,构建产能储备、采购储备等辅助体系,实现产供销一体。
3.2应急救援队伍储备
院前急救人员缺乏,特别是急救医师,导致急救单元配置不足。疫情高峰期,各类转送任务增多,急救人员严重不足,紧急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共招募公交司机30人、滴滴网约车司机30人、货运车司机33人,执行区内非紧急转送,包括街镇内短驳转送,占防病总出车总量的25%。由此可见,建立健全院前急救人员长效培养和储备机制,重视全社会参与,建立基层应急预备役救援队伍的建设,用于战时承担轻症患者转运工作和其他应急处置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3.3标准化车辆洗消场所
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是新冠肺炎主要传播途径。在封闭环境下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中存在传播的可能性[5]。对接密接对象的大巴车、用于送轻症患者就诊的社区专车、有通行证的运送物资车和救护车等实时就近洗消是切断传播途径的重要措施。实际运行中,由于无规范统一的车辆洗消场地和人员,社会车辆的洗消由车辆驾驶员或社区工作人员自行完成,救护车的洗消由于急救分站空间小,无专用停放点,以上均存在感染防控规范执行不到位,有交叉感染的风险。建议由政府统筹协调按区域划分设立专门的车辆洗消站,由培训合格的洗消员负责用于疫情相关专用车辆的洗消工作。这样也可以让急救人员专心承担转送任务和急救任务,保证有一定的时间休息,可以让院前急救更专注、更专业、更安全。
3.4强大的信息化技术支撑
系统数据库建立的缺失,统筹调配资源等功能无法满足防控需要,公共卫生领域“信息孤岛”现象,没有实现真正的数据互联互通[8]。实践中发现信息迟报、漏报、重叠、错误等问题突出,单线上报弊端凸显,导致120急救车派车无效、重复和低效率[5]。无专用数据库和疫情相关应用软件,缺少每个环节的实时记录,最终去向(返回住处)不明,无共享源头数据库,信息管理不完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超大城市需要更高级别的疫情防控信息系统来为城市保驾护航。强化信息化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的信息化建设不仅要体现在预警监测、远程指挥、信息共享方面,更应该充分应用信息化技术,对人、车、陆、环境等进行跟踪和监测,实现“精准管控”。
为了能更好的应对以后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打好疫情防控战役,
我们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改进现行工作,不断提高救治水平和转运效率,成为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坚强团队!
参考文献:
[1]Wolter N, Jassat W, Walaza S, Welch R, Moultrie H, Groome M, Amoako DG, Everatt J, Bhiman JN, Scheepers C, Tebeila N, Chiwandire N, du Plessis M, Govender N, Ismail A, Glass A, Mlisana K, Stevens W, Treurnicht FK, Makatini Z, Hsiao NY, Parboosing R, Wadula J, Hussey H, Davies MA, Boulle A, von Gottberg A, Cohen C. Early assessment of the clinical severity of the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in South Africa: a data linkage study. Lancet. 2022 Jan 29;399(10323):437-446. doi: 10.1016/S0140-6736(22)00017-4. Epub 2022 Jan 19. PMID: 35065011; PMCID: PMC8769664 .
[2]刘扬,李楠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发热患者电话初筛未识别对院前急救人员防护的影响 当代医学 2021,27(15):33-35.
[3]徐东杰 抗“疫”背景下院前急救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文章编 现代养生 2021,2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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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敬梅,史俊林 120调度指挥中心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与思考 中国急救医学2020,40(10):1008-1010.
[7]纪晓岚特大城市“大应急”治理体系建设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启示第四届海峡两岸城市管理论坛 2021,05(19):61-63.
[8]毛晖 全周期管理_视角下超大城市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研究 经济研究参考 2021,11:6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