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战争作品透露的历史文化

《左传》中战争作品透露的历史文化

王超宇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抚顺   113000

  摘要：春秋时期政治动荡，礼崩乐坏，战争不断。《左传》中所记载的战争，各具特色，记叙手法为后世称道。本文重点探讨《左传》战争题材的作品的历史文化意义。

《左传》记录战争，注重探求事件发展的完整过程，推究战争之中的因果联系，理性总结战争得失，借助神秘色彩宣扬“尊尊”思想。这为《左传》中的战争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和长久的普世精神。

一、 社会转型时期的战争特色

1. 神秘色彩笼罩下的人文主义道德要求

《左传》对战争过程的记录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特别是在描述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环节中，往往以梦境、卜辞、天象等神奇现象加以铺垫附会，预示战争成败。《齐晋鞌之战》中“韩厥梦子與谓己曰，旦辟左右”，照办之后果然获胜；《秦晋韩之战》中预言已故太子“敝于韩”，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惠公不从占卜之失，最终晋国果然惨败；《秦晋崤之战》中晋君灵柩“有声如牛”，卜偃预言击西师必大捷，最终果然晋军胜利。种种异象，与战争胜负之间本没有必然联系，也无从证实其真实性，但最终确实都在战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作用，这反应了春秋时期的先民对神与天意的敬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思想的变相体现。

同时，《左传》中的预兆通常富含道德化倾向，不符合礼义要求的战争常伴有大凶之兆，或是来自智者的神秘预言，或是离奇天象的惨淡暗示，反之则往往大捷、大胜，即使是《晋楚城濮之战》这样在外交奇谋推动下展开的蓄意已久的战争，最终也以“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收束全文，将“有德”作为晋国胜利的必要依据，这是“德政”思想的显著体现。

2. 传统礼乐文化表象下的外交权谋思想

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礼”是春秋时期文化的核心，“礼”的思想不仅在制度层面有所固定，在战争过程中也有明显体现。首先，春秋时期作战特别讲究形式和流程，先挑战，再混战，《晋楚邲之战》记载，战争双方出使的大将被追，晋将魏錡和楚将乐伯各射死一头鹿献给对方，以显君子重礼之风。其次，作战时对敌国战俘需以礼相待，特别是对敌国国君即使被俘也需行大礼表示尊重，《齐晋鞌之战》记载，“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壁以进”，表现得十分谦逊。最后，作战过程中甚至存在因讲究礼法而错失战机的情况，《齐晋鞌之战》中，齐侯“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最终被韩厥追上，丧失战机。虽然这一细节的目的在于表现齐侯的迂腐，但也从侧面说明了“礼”作为传统道德规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作用。

然而，《左传》记载的故事并不一如表面的温情，在被“礼”规范支配的表面下，还潜行着一套权谋之术，集中表现为战争时期的外交辞令。《齐晋鞌之战》中，韩厥一番陈词“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说得大义凛然，不过是即将动手抓人的警告；《蹇叔哭师》中，晋将先轸追至河边，得到秦亡将的谢辞“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他日卷土重来之意昭然若揭；《齐桓公伐楚屈完盟》中“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更有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外事权术。

二、 牵动战争胜负的普世因素

1. 谋定后动，战争艺术的综合体现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左传》特别注重对战争策略的研究，并能够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进行多重考虑分析。《晋楚邲之战》中，随武子指出“兼弱攻昧”的作战方针；《宫之奇谏假道》中采用借路突袭的办法灭了虞国；《齐晋鞌之战》中对战车的排阵提出了明确要求；《晋楚城濮之战》中联秦孤楚、精锐夹击取得巨大成效；其他作战方法诸如诈逃、诈败、埋伏、诱敌等等，与《孙子兵法》有很大重合。如果考诸历史发展，《左传》的成书年代恰恰是春秋战国时期攻伐最为激烈的时代，战术奇谋的频频亮相证明此时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已经从战争技术层面发展至战争艺术层面，战争胜利的保障已不再局限于国家力量，更在于战术战略。

2. 上下一心，将士和睦的积极引导

“帅乘和，师必有大功”。《左传》在记叙战争的过程中，常常以侧面描写与细节描写的方式透露交战双方将士的相处状态，为战争的结局张本。《曹刿论战》首次正面论证了战争中士气的重要性，“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烛之武退秦师》中晋文公的一句“以乱易整，不武”道出了军容军貌在战争中的震慑意味；《齐晋鞌之战》中主帅“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解张与郑丘缓从旁鼓励，最终“三周”齐师，大获全胜。正是由于士气高扬、军纪严明、上下一心，诸侯列国才能在风云变幻的战场险中求胜，突显人的要素意义。

3. 民心所向，正义之师的必胜凭借

“无民，孰战；无众，必败”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战争共识，“安抚民心”也逐渐成为评判战争功过是非的一项重要标准。《左传》评价战争，回避了劳民伤财、凋敝民生等必然结果，反而强调民心向背、加惠于民等或然可能，这一点在《曹刿论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曹刿接连批驳了鲁庄公“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两种战胜假设，最终落实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上来，认为这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衣食玉帛，作为物质奖励，虽然也能为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但程度有限，“民弗从”“神弗信”；最终君主对人民“情”的体察所换来的人民“忠”的信念，才是“可以一战”的凭据。民心向背与胜负凭据直接画上了等号。

三、结语

   作为较早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记叙战争有其独特之处，具体表现为神秘传说与历史事实相结合，曲折显现人文主义的道德要求；暴力征伐与外交辞令相结合，体现刚柔并举的权谋思想。作为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记录战争过程的同时处处推敲战事成败的因果联系，并始终引发后世对战争胜负决定性因素的无限联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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