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浅谈稼轩词与稼轩体

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浅谈稼轩词与稼轩体

孙逸可

嘉兴南湖学院  18072250806

【内容提要】南宋词人辛弃疾（稼轩）南归后的时光，正好夹在“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中间。他追求抗金复国的主张在一片“主和”声里始终未曾真正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的不世勋业最终一无所成，他的英雄感慨，聊寄于词，无意之间却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不朽的英名。品读稼轩词，我们感到词人把一腔报国的热情和建功立业的渴望倾注在词作中，形成了鲜明的个性风格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他对自身才华高度自信，对功业理想极力追求，但在主和偏安的历史环境中只能倾诉在词作中，自成一体，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对豪放词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辛弃疾    功业理想    稼轩体     豪放词

辛弃疾的生平，邓广铭《辛稼轩年谱》钩沉史料，旁征博引，述之甚详。本文据此立论。他留给后人近六百三十首词和一百四十余首诗，以及少数奏议文章。他那倍受压抑而又强烈渴望舒展的生命，最终在历史的天空里化作一颗闪烁的明星，在文学的世界里纵横驰骋着一股经久不衰的英雄气息。

一、稼轩词的思想内核

辛弃疾的思想，一方面植根于他青年时代的家庭教育，一方面形成于他的多方面的杰出才干和南归后的种种不幸遭遇。他在《美芹十论》中曾指出他的祖父对他的影响：“大父臣赞，……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1]出生在北方的沦陷区，亲历异族统治的黑暗，深受祖父的爱国教育的濡染，这为他始终坚持抗金收复失地的思想打下了基础。

辛弃疾的南归，不仅仅是因为江南是朝廷“王师”所在，更是要藉由朝廷支持，以江南为基地完成抗金北伐、收复河山的伟业。他在与友人同僚的唱和词中每每流露出这种杀敌复国的情结：“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致道留守席上赋》）

然而不幸的是，辛弃疾在南宋朝廷异样的眼光里总有一种“归正人”的尴尬身份。朝廷对他往往不够信任，许多江南的士大夫对他也不免歧见。在他宦海浮沉的生涯中，遭遇了种种莫名的诬告和弹劾。的确，他从北方带来了刚烈干练的风格，不同于江南山温水软的柔靡风习。“他的敢于任责、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和他的嫉恶如仇、锋芒毕露的刚烈性格，为南宋那些泄沓疲软、安于现状的当权主和派所难于容忍。”[2]这使得他在南宋的官场上时时受到打压。朝廷对他并不重用，或者用其人而不问其志，只用他平内乱、赈灾荒、办漕运、维持地方治安，而且屡遭罢废，在南归四十多年的生涯中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不得不闲居山林。这样一位志在事功、以北伐收复失地为己任的旷世英豪，从未得到过担任军国重任的机会。他的知音陈亮不免为他感叹：“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3]

因而，辛弃疾总有一种英雄无路的孤独感，他在词中屡屡透露出这种不被世人理解和关怀的苦闷：“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汉宫春·會稽秋风亭观雨》）“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尽管有种种的失意和挫折，但他始终对自己的才能高度自信。他反复向朝廷主政者进言，一再表述自己的抗金主张和具体措施。他的《美芹十论》《九议》是他复国主张的纲领，涉及抗金北伐的方方面面，思虑周密、参划详备；并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自信对自己的主张提出保证，说：“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唯无以人而废其言，使天下之事不幸而无成功，他日徒以某为知言，幸甚。”[4]然而可惜的是，他的万字平戎策赢得不过是“万言不值一杯水”的结局，恰恰只能使后人在他日徒以感叹他为知言而已。

应当说，辛弃疾的词中往往流露着与他的那些政论奏议相一致的对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无限忧虑，面对民族危亡的局面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一种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谋划奋斗的历史责任感，把个人的功业理想和国家的前途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言谈行事之间自然显露着锐身自任、毫不辞让的领袖风范与栋梁气质，在不得已的赋闲岁月里依旧表现着穷而不甘独善其身的坚韧性和执著性。词学研究者刘扬忠指出，辛弃疾的词有种“为众人所不及的兴发感动、立懦起衰的精神吸引力——亦即他作为民族英雄、抗敌名将和失意豪杰的独特主体意识”。[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也指出他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6]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正合于清代词评家们的论断。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子仪）、李（光弼），为岳（飞）、韩（世忠），变则即桓温之流亚。”[7]清人黄梨庄曾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

[8]前人的这些判断，无疑正是基于对辛弃疾词中强烈的抗金救国的功业理想这一核心意识的把握而得出的。

的确，以辛弃疾踏马南归的英声壮采和他转官各地所取得的政绩声名，使他在当时主战派的人物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他的创作的独特性在于他表达了他一己的志意情感，呈现出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不幸遭遇；他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在于他在当时的词坛上唱出了力求“恢复”的爱国最强音，他淋漓尽致的展现出了一代爱国士人的雄心壮志和英雄失意，是当时词坛主流的浓缩和升华。

二、“稼轩体”的艺术面貌和词史意义

具体探讨“稼轩体”，我们不可忽视范开对辛词的“其词之为体”论述。作为辛弃疾的门人，范开对于老师的心灵世界和艺术境界有着较后人更为真切的体认和理解，他的评价也是被辛弃疾所首肯的。

在《稼轩词序》中范开评价说：虽然，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畜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东）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9]

这段话简要地概括出了稼轩体的基本面貌和特色。稼轩体在本质上是抒写英雄壮士的怀抱，是在英雄志意不得发抒的情况下的“陶写之具”。然则虽是志意不得发抒的“陶写之具”，但在审美层面上又显示着“不主故常”、“卷舒起灭，随所变态”的多样化风格，这是惟务主体志意之发抒，不主传统曲子词之“故常”，随物赋形，因情造境，其声能短能长，其势能刚能柔，多姿多彩。这种既是“陶写之具”又能“随所变态”的特点，也即叶嘉莹先生所评为“一本万殊”：“从一个根本生出千万种不同的姿态，不管他写的是什么，他的底色都是那种英雄豪杰的志意在被摒弃压抑中所受的挫折”，“有时候这边的力量强一点，就表现为英雄豪杰的豪放；有时候那边的力量强一点，就表现为低回婉转的压抑。”[10]

辛弃疾的词，“意不在于作词”而“词自不能不尔”，是建立在作者“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强烈的英雄志意基础上的。关于稼轩词与东坡词的联系，范开在《词序》中说：“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在抒怀言志的强烈冲动下，辛弃疾不期然而然地继承了苏轼开创的道路，沿着词体解放和革新的路子开拓前进。

从词体的角度来观照“稼轩体”，我们还发现在稼轩词中有着丰富地对于前人和同时代人之诸“体”的吸收和运用。仅见于他的词序中的就有：《玉楼春》题序：“效白乐天体。”《唐河传》题序：“效花间体”；又《河渎神》题序：“女城祠，效花间体。”《丑奴儿》题序：“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念奴娇》题序：“赋雨岩，效朱希真体。”《归朝欢》题序：“灵山齐庵菖蒲巷，皆长松茂林，独野樱花一株，山上盛开，照映可爱。不数日风雨摧败殆尽。意有感，因效介庵体为赋。”《蓦山溪》题序：“赵昌父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体。”在所效诸“体”中，仅凭其题序和作品我们很难具体把握作者所理解的诸“体”的内涵特点，但至少可以说明辛弃疾的创作是包含了对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借鉴和学习的。他的创作能够“不主故常”、“随所变态”，是建立在对于多种多样的风格的借鉴和把握的基础上。

在上述诸“体”中，“花间体”和“易安体”是后世较为公认的两种传统婉约词的风格体性。稼轩能够“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又能够“清而丽、婉而妩媚”，一方面固然是他的英雄志意在压抑中“欲飞还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他能够对传统的种种风格了然于胸的结果。陶尔夫、刘敬圻的《南宋词史》就说：“他成功地吸取传统婉约词的艺术经验，使豪放与婉约在他的创作中美妙结合，终于形成了雄豪、博大、隽峭、清俊的‘稼轩体’。”[11]

“稼轩体”的内涵特点，陶尔夫、刘敬圻将之归纳为“雄豪、博大、隽峭”。具体来说，雄豪是“词人把天下大事、家国兴亡、‘老兵’的爱憎和沙场争战的气度、胸襟、精神都纳入词的审美范畴，成为‘稼轩体’的主旋律”；是“把词人极其复杂的体验与感受和同时代人的心情，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热情和梦想熔铸在一起”。在稼轩词中，雄豪与悲婉并存，寓悲婉于雄豪之中，形成了“稼轩体”雄豪悲壮的词风。博大是指“生机洋溢，包罗万有，任何题材，一经其手便能生气远出，万花竞春”。隽峭主要指“语言、用典及意象而言，‘隽’，就是隽永，隽逸，隽爽，隽谐，隽洁；‘峭’，即峭拔，峭丽（含俏丽），峭瘦。这二者完美结合，既可烘托‘钧天浩荡’，又能描摹‘层冰积雪’，同时还可以状‘佳人薄命’。”[12]应该说，陶、刘二人的这种概括是较准确的，既首先指出了作为英雄豪杰的强烈主体意识内化在词中所形成的雄毫悲壮的主基调，也指出了“稼轩体”在内容题材上“包罗万有”、“万花竞春”的丰富性，同时还分析了能够达成这种丰富性的创作层面的技巧、手法。

但仅仅是这种就人论人、就体论体的分析，我们还不能清晰地见出辛弃疾所开创的“稼轩体”在词史发展中的地位和独特意义。如果从体派的角度来看，则有另一番收获。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十说：“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13]这种说法正是着眼于“稼轩体”在流派中的影响作用而言。在南渡词坛上，诸词家尽管也风格各异，但在艺术渊源上多是北宋词坛风格的延续或变异，虽然在战火血泪的现实中为词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但艺术上基本是袭旧的。

只有到了辛弃疾在词坛激扬蹈厉的时候，局面才有了根本的转变。陈廷焯《云韶集》卷二云：“南宋而后，稼轩如健鹘摩天，为词坛第一开辟手。”[14]这个“第一开辟手”，正是在南宋的词坛局面上以扛鼎之力开辟出新体新派。这个新体新派的产生是孕育于南宋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时代精神意识，但归根结底是有辛弃疾这样一位“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悲情英雄。

这位英雄曾经金戈铁马，在时代的大动荡中叱咤风云，用词表现新的时代内容；他追求功名事业的强烈渴望、英雄志意的强大感召和他那作品中“横竖烂漫”的创作成就，使他在词坛上得到广泛的尊崇，有一呼百应的大势力；他不以余事游戏的态度作词，而是以毕生的精力贯注之，在词中展现心灵世界的全貌，深度地洞察创作中的甘苦；他有学富五车、读破万卷的功底，能够在词中用经用史，随意挥洒；他有海纳百川、不拒细流的气度，对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就特点有丰富的借鉴；他始终追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和执著功名事业的初心，始终统合在他的词中，他的创作成功地将传统词单纯的阴柔之美转变为兼具阳刚阴柔之美和刚柔交融之美的新局面，在词的世界里真正实现了风格的多样化。由他开创的“稼轩体”不仅仅在词的思想内容上有所开拓和提高，更使得词的艺术功能、艺术形式和技巧有所变革，有所增加，在当时成了群起效法的艺术范本。

参考书目：

《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辛稼轩诗文笺注》，邓广铭辑校、辛更儒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辛稼轩年谱》，邓广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辛弃疾资料汇编》，辛更儒编著，中华书局2005

《陈亮集》，（宋）陈亮，中华书局1974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唐宋词流派史》，刘扬忠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南宋词史》，陶尔夫、刘敬圻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南宋名家词讲录》，叶嘉莹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齐鲁书社1983

《词苑丛谈校笺》，徐釻著、王百里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 邓广铭辑校、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第40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版。

[3] 陈亮《辛稼轩画像赞》，《陈亮集》卷十，第111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4] 辛弃疾《九议》，见邓广铭辑校、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第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5]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第403页、40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册，第45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第639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8] 徐釻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卷四，第2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9] 范开《稼轩词序》，见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第5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0] 叶嘉莹《南宋名家词讲录》，第4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1] 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第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 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详第152－15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第744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14] 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附录《云韶集》，第808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