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前后的重要作用研究

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前后的重要作用研究

赵荣

河北外国语学院

摘要：儒家文化是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并成熟起来的，也是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被引入日本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具有深刻影响。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前后，儒家思想对日本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日本近代化、作用分析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孔子创立儒学，把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升华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哲学，这引发了战国时期的诸子并起和百家争鸣。经过数百年的争论、实践，到中央集权封建制的确立，儒学也随之确立起了自己牢固的地位。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巩固，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文化也随即在整个封建社会当中确立起统治地位。东汉初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东汉末年道教兴起，直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中华大地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儒家独尊的地位受到挑战，但儒家文化和儒家学说仍为各朝治国之本。

中国儒家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日本也开始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公元三世纪，接受儒家思想之前，日本存在着上百个小国，政治、经济皆处于国家的初创阶段，尚无文字，信奉万物有灵、崇神敬祖的神道。“及孔教传入，因能适合于日本国体与民俗，故曰人之祖先，取之而为国教。”这是日本接受儒家文化的开始。之后，自应神天皇至推古天皇的三百年间，以《论语》、《春秋》等儒学典籍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通过朝鲜半岛，开始从中国大陆逐渐传到日本。从七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直接通道。到七世纪日本大化革新，利用儒学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起官僚制度，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日本较全面地接受儒家思想，儒学在日本由初传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十三世纪，中国宋学开始传入日本，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逐步取代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成为日本儒学发展的主流。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日本兴起了讲习宋学的热潮。综观以上儒学在日本传播、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看到，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相伴相随的，同时也对日本民族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开始接受与儒家文化特点相异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日本在接受西方思想冲击实行全盘西化政策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儒学的频频打压。日本明治政府为了更好的吸收西方思想的热潮，减少封建儒学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力。在这段历史时期，西方文化成为了日本的主流文化，而神学、儒学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文化学说，则遭到了全面的撞击和打压，这种状况使得日本走向了一个非常畸形的局面。此后，日本社会中很多领域陆续出现了问题，尤其在道德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滑坡。随后明治政府发起了发展道德教育的道德运动，自此之后，儒家道德才逐渐回到了日本人的视野当中并再度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其实，儒家文化和儒学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在日本走向近代化之前就对日本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改革，它涉及从根本上重建社会制度、重组社会价值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满足近代化的需要。而为这一场全面改革做理论思想准备的，首先便是文化内容的变迁。日本文化变迁史上的“洋学时代”，正是西方列强四处拓展它们的势力，日本在外来压力下被迫开国，并以全方位地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为标志，不断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则是日本传统文化具有承接外来文化的刺激及压力，并能够以此为基础建设新文化的内在能力。这种内在能力的培养，在当时之日本，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日本的儒家学派，即宋学学派，特别是朱子学。在日本朱子学的“官学”地位确立以前，佛教的非世俗信仰主义一直占据着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地位，日本合理主义的思维很不发达。但是在强调“致知格物”、“即物穷理”的朱子学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可以这样认为，朱子学合理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为日本奠定了接受近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基础。同时，朱子学“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的实证主义以及经验论的倾向，也为洋学的勃兴做好了准备。在伦理道德方面，都承认人的物质欲望和需要，但却不主张象西方社会那样，把个人利益视为道德行为的基础和目的。相反，主张个人利益的目的与归宿在于社会公益，这显然与儒家在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俗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的前提下，最终强调和提倡“天下为公”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再如，在政治思想方面，都主张“天赋人权”理论，但却不主张实现西式的民主共和制，而主张民权服从国权，强调儒学一贯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留‘忠君报国’之思想”。如果说对儒家忠孝观念的保留、继承，使得日本民族有效地保留了集团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从而为日本近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力量。那么，与此同时，也是对儒家崇尚社会整体的整合，即“仁”的观念引导人们重视社会规范、“和”的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等这样的传统思想之继承，使得日本近代化过程中，避免了东西方文化体系碰撞时人的原有价值观念体系崩溃、民族成员心灵分裂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变革、转型期的剧烈动荡。不仅如此，日本在其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中，还实用性地高度发扬了儒家学说的一些方法和主张。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管理之父”涉泽荣一，就在日本各地遍设“论语讲习所”，创导以“论语主义”指导管理，把儒家思想方法应用于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之中，近来年，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构筑了“日本式经营”的学说，其中列举的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文化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学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我们绝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儒家文化具有促进日本近代化的完全积极的意义，我们只能把儒家文化作为日本传统文化历史形成过程中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同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我们思考的启发：其一，保持其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其二，以现实而合理的态度取舍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明相呼应或相排斥的成分，以保持文化建设的连续性、持续发展性。其三，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挖掘和利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资源，并发扬其适合本民族的特色优势，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陈来 中国哲学史 2018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儒家文化为例》王素芳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7

3.《日本文化核心》松冈正刚 2023年岳麓书社

4.《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意识形态》 吕晓丽 中国冶金教育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