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能提升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吗？

“新农保”能提升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吗？

何立奇

兰州财经大学  730030

摘要：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为了保障民生、提升国民幸福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学界长期以来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截面数据，从保险的效用角度考察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缴费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采用了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解决了模型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对于尚处在缴费阶段的参保居民，新农保的参与确实提升了这一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此本文认为政府应当加强新农保政策宣传力度、扩大新农保的政策覆盖面以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关键词：新农保；生活满意度；处理效应模型

正文

一、引言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基本生活的重大任务，是完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然而由于新农保实施时间较短，当前仍存在着保障水平较低、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不健全和缴费激励约束机制不强等问题，

因此参加新农保是否会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还有待探究。

新农保的参保居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取养老待遇的参保居民；另一类是尚处于缴费阶段的参保居民。学术界在研究新农保制度时关注的主要是参保后老年人的福利变化，而针对后一类参保群体的研究还鲜少受到关注。根据资料显示，我国于2009年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此后迅速在全国铺开，2010年新农保参保人数达1.02亿，其中尚处于缴费阶段的参保居民有0.74亿，占参保人数72.5%，2011年这一阶段的参保居民上升至2.37亿，占总参保人数72.7%。可见，在研究新农保制度对参保居民的福利影响时，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村参保居民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在这一群体，研究新农保对这一参保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参与新农保确实会提升年轻群体的幸福感，这一结论在考虑样本的自选择问题后仍然是成立的。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上为缴费阶段的参保居民，这为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完善政策实施方案提供了新的视角；二是实证方法上本文尝试利用工具变量和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来解决模型的自选择问题，对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公共养老金制度会对国民幸福感产生影响（Easterlin，2013），例如Banks（2006）等人在研究英国国家养老金对老年幸福感的影响时发现，养老金待遇可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且养老金待遇的提升还会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支出；Schatz（2012）等人考察了南非乡村养老金制度对不同性别老年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金对幸福感的提升可能是短暂的并且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女性在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前几年幸福感会提升，但之后不显著，而养老金对男性的幸福感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变化先上升再下降而后又上升。虽然国际上尚未对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有较为完整的研究，但是Easterlin（2012）等人在研究中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时发现我国与西方转型国家一致，呈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且中国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也与社会保障有关。此外，国际上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养老金制度会随着经济状况和代际不同，其制度对国民经济福利的影响可能会改善也可能会恶化。当老人参加养老保险后，老人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预期寿命会延长，但是参保并不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水平（Shiller，1999；Feldstein & Liebman，2002）。

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肯定了新农保的长期效果，但是短期内由于存在制度不完善、适保居民对新农保缺少足够认知等问题，学界对新农保的当前政策实施效果也有不同的评价。一方面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新农保具有积极作用，参保老人在领取养老金之后，私人储蓄增加、提高了其经济独立性，使其在经济来源方面减少了对子女转移支付的依赖（程令国等，2013；张川川、陈斌开，2014）。老人在获得经济保障之后更愿意享受独立生活，他们就有可能选择独居或者与配偶居住，于是便有更多的资本和闲暇关注和享受养老生活。因此参保不仅会增加老人收入，缓解子女养老压力，改变老人养老居住模式，还会提升其健康和幸福（何晖、李全胜，2019）；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新农保当前实施效果依然有限，参保虽然可以提升老人经济和生活独立，但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居民的主要养老模式（刘宏等，2011），老人无论是健康还是生病时都希望子女在身边照料，另外新农保参保不同的缴费标准也使得老人领取养老金待遇存在差异，对于待遇低的老人来说，参保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挤出效应”（陈华帅、曾毅，2013；张晔等，2016）），部分子女在老人领取养老金后减少提供老人生活来源，使得老人难以维持基本养老生活。新农保对于弱势群体和贫困居民的作用也依然有限。对于弱势群体以及贫困居民来说，他们首先应该保障当前基本生活，而对于参保这一未来养老保障问题，若是选择参保，他们不仅要面对缴费的压力也同样存在对未来的不确定，尽管政府或社区会提供补助，但效果并不显著。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文献主要聚焦在新农保对参保老人及其家庭福利的影响。虽然政策上的主要受惠对象是老人，但是对于正在缴费或者还未参保的适保农村居民来说，政策上也应该实施降低参保居民的不确定心理和鼓励参保的相应举措。尤其是对于“家庭捆绑”式的参保子女来说，他们可能本不愿意参保，但是迫于父母养老问题或者舆论压力而不得不缴费参保，经济上的实际无力承担可能会加剧子女和父母的矛盾，因此损害参保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宁满秀，2015）。本文主要考察新农保对缴费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影响。而参保这一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都采用两期横截面或面板数据，利用PSM-DD或RD实证方法评估新农保的政策效果。而与本文类似的研究中，例如农村养老保障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岳经纶、尤泽锋，2018；李云峰、徐书林，2019），其并未考虑到参保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和处理效应模型解决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考察新农保对缴费群体的幸福感的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说明

（一）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在2016年实施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项目（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2016）。CLDS2016覆盖了中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内容涵盖教育、工作、社会参与等多个研究主题。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新农保对于正在缴费阶段参保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此只保留户口为农村的样本，同时选择年龄处于16-60岁区间内的个体，在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保留的有效样本量为6956。

（二）变量说明

已有文献表明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更全面、更有意义的指标（Easterlin，2013），且这一指标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Veenhoven，1996； Graham & Pettinato，2010），故本文采用CLDS2016对“总体来说，您对您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指标，的取值为1-5，1为非常不满意，5为非常满意。同时解释变量采用的是对CLDS2016中“目前，您有没有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一问题的回答（），为二值虚拟变量，0表示没有参加新农保，1表示参加了新农保。同时借鉴以往关于新农保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年龄、婚姻状况、性别、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家庭规模、收入（对数处理）、是否为党员作为控制变量，以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表1给出了生活满意度、是否参与新农保以及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三）模型选择

鉴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变量，故适用于有序Probit模型，基本模型如公式（1）所示：

其中，为被解释变量，即主观生活满意度。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即是否参加新农保。为上文提到的控制变量，为村庄层面的固定效应，为非线性函数，具体如公式（2）所示：

其中，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为切点，是待估参数。满足公式（3）：

同时考虑到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参与新农保并不是一个随机变量，它是由个体自主选择决定的，因此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存在着自选择问题。鉴于此，本文在有序Probit模型基础之上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处理效应模型来进行参数估计，以解决自选择问题。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的核心在于利用工具变量来对内生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如公式（4）所示：

公式（4）中的为的拟合值，为工具变量。进而可以通过求解出逆米尔斯比率（IMR），然后将IMR带入到公式（3）中进行估计，如公式（5）所示：

如果公式（5）中IMR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则说明模型存在自选择问题，即采用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是合理的。

在工具变量的选取方面，本文采用省级层面的乡村人口老年抚养比来作为是否参与新农保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乡村人口老年抚养比高的地区老年人口较多，子女承担着赡养老人的生活压力，因此其可能更加更加无力承担缴纳新农保的经济压力，因此本文认为省级层面的乡村人口老年抚养比与个体是否参加新农保存在着负向关系，其作为个体是否参加新农保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有序Probit的估计结果，第（2）列为考虑自选择问题的估计结果。从第（2）列IMR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存在自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采用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是合理的。核心解释变量

显著为正，说明参加新农保显著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这是因为在参与新农保之后，农村居民在未来养老方面有了保障，从而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而在控制变量方面，女性农村居民相较于男性居民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此外，党员身份、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都能够显著地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边际效应分析

由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系数并无实际经济意义，因此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农保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计算了基于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二值的虚拟变量，其边际效应是指在其他变量处于均值时，仅仅当核心解释变量的状态变化时被解释变量取各个值的概率，即计算和差值，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相较于非参保的农村居民，参保的农村居民对生活感到不满意的概率要低0.019，感到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也会少0.069和0.151，

而对生活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会多0.087和0.152。因此农村居民参加新农保会增加其对于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降低其对生活感到不满意的Galvan，提升了农村居民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

表3 边际效应分析

（三）稳健性检验

上述结果可能会受到回归模型的选择适用性、变量的选择等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以下三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即采用主观幸福感替换生活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二是采用CMP估计法（Roodman，2011）对上述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三是采用Eoprobit估计法进行重新估计。表4给出了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各种方式下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即农村年轻居民参与新农保确实能够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

本文采用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研究了新农保对正在缴费阶段参保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参保确实促进了这一农村群体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本文将这一结果解释为参与新农保之后，农村居民在未来养老方面有了保障，降低了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同时本文在研究中还发现目前参与新农保的农村居民的比例不是很高，因此未来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新农保项目的政策宣传，扩大新农保的覆盖面，从而更好地发挥新农保提供社会保险、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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