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代视角下江永女书的性别特征及其先进性呈现

异代视角下江永女书的性别特征及其先进性呈现

高亮   胡晓丽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江永女书发源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是一种由女性创造及其专用的文字，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性别文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在实地调研江永女书的物质形态、行为结构以及精神价值后，惊奇地发现：神秘的江永女书虽尚未完全破解，但这一承载系列文化信息的女性民俗活动成为中国先古女性发展史的时代密码，它的坚韧生命力与超前的性别意识是其永恒价值之所在。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女红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男耕女织劳动形式下的产物，因而“女红”也被称作为“女工”。由于旧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渴望与男性读书识字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聪明的江永女性便利用与之相伴的“女红”来另辟蹊径，经过不断的传承与衍变，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文字符号——江永女书。

江永女书不仅是中国特色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古代女子创造性精神的重要表征。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流中，可能曾有无数“女书”的出现，但为何只有江永女书能历经千年而流传至今？经过调查分析，认为江永女书流传至今得益于其独特性，具体如下：

一、女书书写载体的性别特征

从形体上看，女书字体与女红工具形态的相似性。女书的形成源于古代女性生产力——女红的表现，是其互相交流信息主要的物质载体。女红工具是旧时代女性生活中长期接触与使用到的用品，所以创造出来的女字笔画也极为简易，仅点、竖、斜、弧四种。如图，“点”就像是做针挽线用的毛线球，圈圈圆圆；“竖”则似绣女们纺纱织布的梭子，两头尖尖，中间圆圆；若把“斜”“弧”两种笔划拼在一起来看，就好似一把大金剪，在它们的合力下，万千形态任其变换。赋予每一个女书字体独特的意义。以“君子女”三字为例，如下图：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从笔划上看，女书字体与中国传统通用汉字相差极大，连最基本的“横”都没有。反观汉字，不仅笔划众多，而且各类书法更是层出不穷。通过江永女书与汉字对比，发现：女书中的“女”字是站立的，而汉字中的“女”字则是跪着的。如下图：站立的女性形象可能象征着坚强、自主和自立，与传统上被动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呈现方式传达了女性的主动性和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强调她们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力。

从审美上看，江永女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女性创作的。在古代，女性的创作和表达受到很多限制，柔弱、娇媚则是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江永女书的存在突显了女性在艺术领域中的潜力和独特视角。纵观各类女书作品，女书字体符号与女性审美存在相关元素，如线条的柔美、色彩的细腻等。女书字体不仅结构简单、笔划秀丽，呈长菱形，而且形态秀美飘逸、婀娜多姿，每一个女书文字符号都好似一个个千姿百态的女性，有的在劳作、有的在起舞、有的诉说等等。在女书作品中呈现的更为多样化和真实，突显女性的力量、坚韧和独立性，强调每个女性个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基于此，江永女书呈现的信息符号具有很好的私密性，给女性间的交流沟通加上了一层防风罩。江永女书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特色，可以认为是对汉字的艺术表现，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江永女书通过对汉字形态的艺术处理，表达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通过对字体符号和女性形体的选择与呈现，江永女书可能在视觉和语言上传达了一种对性别特征的先进性。

二、女书情感书写的性别特征

首先，江永女书是女性个体苦情的自诉。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性不仅没有社会地位，而且无权上学堂识字学习，就连出门上街都会被认作不自爱的变现，无论嫁人与否，闺房和宅院都将是其一生的归宿。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女性的身心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摧残，致使女书最后一代自然传承人——高银仙在讲述女书时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触。旧时代的江永女性在空闲之时把自己的情感意识用女书符号记录，诉说自己闺房生活的喜乐哀怨，与当下所说的写日记有异曲同工之意。

其次，江永女书是闺房情怀的互诉。在社会生活中，简单的交流沟通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旧时代女性知识的贫乏，所以只能借助女红这一女性生产活动作为信息符号进行交流沟通来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江永女书的诞生为女性提供了短暂相对自由的空间，老同间互诉心事讲述她们的内心感受、家庭生活的琐事、情感困惑以及对于自身处境的思考，或是分享彼此的喜悦和忧虑，共同面对家庭、婚姻和社会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等。江永女性通过倾诉彼此的喜怒哀乐，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来丰富其精神世界，使其达到情感的共鸣,最终达到情绪的释放。

最后，江永女书是真实表达与情感共鸣的互助性心灵场域。传统社会常常强调女性应该保持淑女的形象。然而，在江永女书中，她们没有遵守这种传统美德，而是勇敢地将内心的不满、痛苦、愤怒等真实情感进行了表达。与传统强调的隐忍不同，江永女性通过情感宣泄和发泄表达了内心的情感。通过对真实情感的表达，江永女性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共鸣，她们通过对彼此经历的理解和支持，组成了一种互助性心灵场域。同时江永女书也展示了对社会束缚的突破，她们不再受限于传统对女性的期望，而是在情感表达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为个体女性争取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权利。

基于此，江永女书情感书写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江永女性的自诉与互诉中。她们勇敢地打破传统对女性情感表达的规范，强调真实和直接的表达方式，没有遵守隐忍的传统美德，而是勇敢将不满宣泄出来，并且相互形成一定的情感共鸣，组成女性互助性心灵场域。

三、女书文化传承的民族性

瑶族的母系文化特征保留让男权文化的话语权受到限制。具体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一方面，瑶族母系文化的影响。据《江永县志》记载，江永的人口构成主要以瑶族为代表。江永女书深受瑶族母系氏族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女性，其既有女性掌家的遗韵，又有专属女性的节日与活动。在母系社会，女性通常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男性在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中可能相对较弱，这与传统的父系社会结构形成鲜明对比；母系文化中，财产通常通过母系传承，相比之下，父系社会中，财产往往通过父系传承，强化了男性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江永女书的性别特征：江永女书是由女性创作者创作的，这在古代文学中相对罕见。这本身就是对当时男权社会的一种挑战，表达了女性对于文学创作和表达的渴望，突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作为女性创作的产物——江永女书可能呈现出与男性不同的视角，这种独特的视角反映出对社会的独到见解，从而挑战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在思想和艺术领域的传统刻板印象。

基于此，瑶族母系文化的保留和江永女书的性别特征共同传达了性别平等的观念。通过强调女性的角色和价值，这两者都对传统的男权文化进行了质疑，提倡了性别平等的理念。江永女书的出现展示了文化领域的创新和变革，在一个强调男性权威的社会中，女性的创作为文化领域注入了新的元素，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多元化。在这种对比中，江永女书的性别特征展现了一种先进的文化观念，即对于性别平等和女性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与瑶族母系文化的特征一同构成了对传统男权文化的一种有力的限制和改变。

作为江永女书前沿的女红文化，是旧时劳动妇女在封建社会制度与道德伦理观念偏颇下的产物，而从中诞生的女书文化是旧时封建女性在思想受限和社会地位不对等的处境中创造形成的，体现的是女性对旧社会的不满与控诉以及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下对自由与解放的一种精神追求。江永女书的诞生也不仅是一种性别意识的觉醒，也是一种女性情感的共鸣，更是女性思想的一种解放。女书于新时代女性，更像是一个“独立自主”精神标杆亦或一种“坚韧勇敢”情感信仰，是女性精神独立、人格独立以及财务自由的追求。

综上，江永女书表现出的这种纯粹的女性文化，极大程度的满足了女性间沟通交流的私密性，不仅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且是女性自我意识和精神独立的的价值体现。江永女书能够在历史的沧海中历经千年而流传至今，与女性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江永女书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与新时代女性意识在精神和价值上产生了极大的共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赋予着鲜明的性别特征及女性独立性。此外，江永女书的传承发展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的女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2022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余书密约—江永女书产业链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