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化、弘治殿试与李梦阳复古诗学理论的关系问题考

关于成化、弘治殿试与李梦阳复古诗学理论的关系问题考

孙昊

延边大学 吉林省延吉市136200

摘要

古代文人读书便是为了通过科举，考取功名。所以，历来的科举取士趋向一定会引导读书人博览古书，阐发经义的方向，进而影响读书人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对文人诗歌理论观念的塑造产生影响。自成化至弘治年间的殿试考试，始终离不开“古学”、“法”、“变革”与“民间”这几个因素。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时代的思想趋向必然影响着诗学思想的产生。因此，探究成化、弘治年间殿试题目的变化趋向与李梦阳复古诗学形成的关系，对我们探究李梦阳文学理论的发展与转变，对健全明代文学史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科举、李梦阳、明代复古诗学

明代学校教育已十分发达且与选官授官直接相联，“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1]皇帝的政治观念可以直接传达至学校，学生只有通过学校逐步遴选最后才会获得功名。虽然这使得读书人获取功名的途径更加单一，但极大的拉近了皇帝与读书人的思想联系，也使得明代社会文化观念更加统一。成化至弘治年间是明代统治最为稳定的时期。自幼在学校学习的李梦阳，自然耳濡目染地接收到来自明朝皇帝的政治观念，中年时的李梦阳在《德安府志序》中说到“道而政，则其政义；政而学，则其学据；学而文，则其文邃；文而志，则其志信。”[2]倡言政治和科举、学习是难以疏离的。故而，李梦阳的学习与文学观念的形成必然与成化至弘治年间的社会价值趋向息息相关。而弘治至正德年间的社会思想趋向亦外乎以下几点：“古学”、“法”与“变革”。

一、“古学”与“法”的传承

成化至弘治间的科举重视古学，故而“古学”这一因素在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朝正唱和诗跋》中写道“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3]，因古学的兴起，李梦阳充满了对复兴“古道”的信心。在《答周子书》中说道“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鵷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4]“鵷鸾”指古代的凤凰，这里代指历代先贤之思想。“古学”成为李梦阳复古思想中的一个起点，因有“古学”而可复古，因可复古而可进一步振兴“古学”。复古，不只是强调古人之学问，也在培养古人之情感，从而讲礼义，减刑罚。在《论学上》中提到“孔门曾子传大学，子思传中……天下未有不实之情也，故虚假为不情。”[5]主张文学的创作来自于真情，而真情的培育应当向儒家先贤看齐。在《赠刘大夫序》中也说到“故情莫切于思离，义莫先于喜德，获莫大于攻蔽，绩莫大于历试。所谓高而兼者，人之上也”[6]，先贤之情感便是“思离喜德”，获得方式则是“攻蔽历试”，从而崇尚培育古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实现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

自成化至弘治年间的殿试中，皇帝的问题几乎不离“法”这一要素。无论是“治不在法”、“法不贵名”还是“於法，必欲参其制作之详”[7]，统治者都在强调社会中存在着不断更新且恒久适用的“法”。李东阳与杨一清本“法”之观念，李梦阳必然不可脱离此趋势。在其文学思想中，亦形成强烈的“法”的意识。，《答周子书》中说到“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8]且明言“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9]。李梦阳认为，学习古人应用心探明其内在的法度，探究恒久不变的道理，同时也应联系这个世界，才可谓学法。《崆峒集》中关于“法”之论述良多，其言“法”并非沉溺于“法”，亦讲求变旧法立新法。

二、文法变革的兴起

“变革”在成化至弘治的科举中也是常有之论，明中期的两位守成之主都想要推动明王朝向前再发展一步，但是正如成化皇帝所说，“然治极而弛，理势自然，祖宗良法美意岂能悉祇承而无弊乎？”[10]明王朝的制度在一百多年的施行中滋生了很多问题，应当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但“徒泛论古之人，而不求今时之急务，亦非纳言之善也”[11]故而，明中期的“变革”观念是一种在维持旧法的基础上渐渐滋生新法的过程。这种保守的变革观念也影响着李梦阳的文学思想。其《再与何氏书》中说到“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后必细”[12]认为古代为诗有固定之法，但在晚年的《论学下》中又提到“曲药为酒，酒成而曲药弃，读书求义，义精而文自捐。故泥书者谓之糟粕”[13]主张为学不可过于拘泥，体会到书中精义，书便可丢弃。可仍旧应有书，仍旧应有古法。因此，遵守好古人的法，在实际中自然也要不断变化。“夫人性虽同，而品则殊”[14]。因内在永恒的道理是存在的，即便最后不遵守法也会符合于法。

三、结语

李梦阳复古诗学的归宿在于对诗歌民间性的阐发。明代中期的皇帝无不追求发展民生，巩固自己的统治。故而在成化至正德年间的科举中，“民”成为了出现最多的因素之一。无论是成化年间“教民莫大于崇学校、明礼义”[15]还是“用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中国尊而四夷服”[16] ，抑或是“必养之有道，教之有方，举天下之民，无一不得其所”

[17]政治重民之根本，社会必思民之重要。这使得在成化年间成长起来的李梦阳更加注重明代的民生问题。特别是弘治六年的科举中，弘治皇帝询问“民轻犯乎刑辟，亦势之所必至者……必有教之之方，特患不能举行之耳”[18]这使李梦阳增强了其文学与民间的关系意识。也使得其文学观念充满了民间因素。在《诗集自序》中其提到“ 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19]言其民间之诗有《诗经》之风。而“予尝聆民间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声哀，其调靡靡，是金元之乐也”[20]言当时民间诗作之弊病，但内含真情，是“音之发而情之原也”[21]由此，李梦阳在重民生的政治观念影响下，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主张，倡导文人学子学习民间诗歌，也推动了晚明民间文学的发展。

[1] 《二十四史简体字本·明史》清 张廷玉 等撰，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1119页

[2]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673页

[3]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859页

[4]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924页

[5]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993页

[6]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717页

[7]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上）》 龚延明主编，宁波出版社，第565页

[8]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924页

[9]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924页

[10]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上）》 龚延明主编，宁波出版社，第622页

[11]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上）》 龚延明主编，宁波出版社，第622页

[12]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920页

[13]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999页

[14]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733页

[15]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上）》 龚延明主编，宁波出版社，第458页

[16]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上）》 龚延明主编，宁波出版社，第622页

[17]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中）》 龚延明主编，宁波出版社，第40页

[18]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中）》 龚延明主编，宁波出版社，第91页

[19]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2051页

[20]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2051页

[21] 《李梦阳集校笺》明 李梦阳 著 郝润华 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9月，第16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