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分析1例怀疑由免疫球蛋白G（IgG）抗-E抗体引起的新生儿溶血病。患儿ABO血型为O型，Rh血型分型为CcDEe，其母亲ABO血型为A型，Rh血型分型为CCDee，排除ABO、RhD溶血。对患儿外周血进行新生儿溶血三项实验，发现存在与患儿不相容的抗体，对患儿血浆、患儿红细胞放散液及其母亲血浆不规则抗体筛查及抗体特异性鉴定，结果均为IgG-E。该患儿溶血病由母体的IgG-E抗体引起，且因产前未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而未被发现。提倡孕妇产前进行不规则抗体筛查，有助于预防或早期诊断新生儿溶血，早期干预，减少围产儿并发症的发生。

简介：【摘要】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引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抗凝治疗可明显降低卒中的风险，但目前我国基层医院房颤患者接受抗凝治疗的比例仍然很低，其原因包括基层医院医患双方的房颤抗凝意识不强、卫生资源分布不均、抗凝新特药在基层推广使用受限等。通过提高基层医生和患者的房颤抗凝意识，普及基层医院对国际标准化比值（ INR） 的检测等，可改善我国目前基层医院房颤患者抗凝不足的现状。

简介：摘要目的浅谈中药柴胡抗炎及调节免疫功能作用。方法通过查阅参考文献来总结柴胡皂甙对机体的抗炎及免疫方面的作用。结果柴胡皂甙的抗炎作用主要与通过刺激肾上腺，促进肾上腺皮质合成、分泌糖皮质激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柴胡的调节免疫作用主要与通过激活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来增强机体特异性免疫反应，从而起到免疫调节作用。结论柴胡中的有效成分在对治疗炎症及其免疫调节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疗效。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生殖免疫自身抗体检测在妇科不孕不育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抽取2015年10月~2017年10月期间在我院妇科接受治疗的200例不孕不育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对患者进行分组处理，原发不孕为A组（n=100），继发不孕为B组（n=100）。对所有观察对象进行生殖免疫自身抗体检测（包括抗心磷脂抗体ACAb、血清抗精子抗体AsAb、抗滋养层抗体TAAb、抗子宫内膜抗体EmAb、抗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抗体AhAb、抗透明带抗体ZPAb、抗卵巢抗体AOAb）。检测方式为ELISA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分析不同生殖免疫自身抗体在不孕不育诊断中的临床价值。结果A组患者中，AOAb阳性例数明显多于对照组（P＜0.05），而ACAb、AsAb、TAAb、EmAb、AhAb、ZPAb阳性的例数要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组间比较的差异明显。结论生殖免疫自身抗体检测在妇科不孕不育诊断中的临床价值较高，能够通过抗体检测来了解患者的不孕不育类型和相关原因，有益于开展后期的治疗工作，诊断结果准确。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3c、T3d、T4a和T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3和cT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1、cN2a和cN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Ras/Raf突变型（P<0.01）。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云南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期间脱失找回再入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纳入截至2018年12月31日随访状态为失访和停药的云南省接受ART的HIV感染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收集患者脱失状态、人口学资料等数据。统计学分析采用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脱失找回再入组的影响因素。结果云南省共有6 075例脱失HIV感染者，其中真实发生脱失5 340例(87.9%)，未及时上报数据发生假脱失540例(8.9%)，无效问卷109例(1.8%)，未上报调查结果86例(1.4%)。5 340例患者中，脱失找回再入组923例(17.3%)，联系不到2 327例(43.6%)，拒绝再入组1 443例(27.0%)，死亡100例(1.9%)，未找自行回来治疗39例(0.7%)，羁押91例(1.7%)，其他417例(7.8%)。参与脱失找回再入组工作的机构包括ART定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社会组织。各机构对于ART后脱失患者找回方式包括电话、家访和面对面访谈等。不同性别、找回时年龄、感染途径、文化程度、入组至最后脱失时间的脱失找回再入组患者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14、21.26、8.24、17.69、12.75，均P<0.050)。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调整后的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aOR)＝1.34，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12~1.61，P＝0.002]、找回时年龄≤30岁(aOR＝1.78，95%CI 1.25~2.55，P<0.001)和31~60岁(aOR＝1.33，95%CI 1.01~1.76，P＝0.043)、文化程度为小学至高中或中专(aOR＝1.56，95%CI 1.21~2.01，P<0.001)、入组至最后脱失时间>24个月(aOR＝1.37，95%CI 1.11~1.70，P＝0.004)是患者脱失找回再入组的保护因素。结论云南省ART脱失找回再入组工作由多部门参与，投入资源较多，但脱失找回再入组成功率不高。女性、找回时年龄≤60岁、文化程度为小学至高中或中专、入组至最后脱失时间>24个月是HIV感染者脱失找回再入组的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