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国事故指挥体系(ICS)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已逾40年,过往许多研究指明这项系统本身在运用上存在许多局限,这些局限虽非全盘否定这套体系在管理灾害应变行动上的优点,却是美国灾害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争论ICS实用性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依凭对ICS官方文件与在线训练教材分析的结果,讨论这套体系在设计上的逻辑与使用上的限制。文末笔者提出ICS在使用上的四项限制,分别为:①ICS无法应用在大范围灾害应变上;②ICS的使用者在面对不常见的状况与环境变化时,很难及时反应;③很难将ICS介绍给新加入救灾团队的个人;④ICS的使用者必须了解可进行临机应变的行动内容与范围。本项研究的成果可作为未来讨论ICS的基础,文末还提出未来研究ICS的方向与可能的发展,或许可为有志研究ICS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行的发展方向。
简介:保护性备灾措施对企业的连续性运营非常重要.本文分析了来自美国加州地区933家企业的备灾模式和主要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在1997年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搜集的资料,主要地点是受1989年LomaPrieta地震影响的地区.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保护性备灾措施可以分为4类:规划类,资源准备类,知识学习类和保险购买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之前的因灾损失和决策者的风险认知是总体上影响企业备灾措施的显著因素.此外,位于不同领域的企业在采取保护性备灾措施方面也有所不同,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更倾向于采取备灾措施.另外,不同的因素在规划、资源准备、知识学习和保险购买4个维度的效果也不太一致.最后,在基于上面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简介:本文通过对3777名中小学在校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校园欺凌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绝大多数欺凌者同时也是被欺凌者;校园欺凌形式中语言欺凌是主要形式,而关系欺凌最具重复性;校园欺凌行为的参与者表现为明显低龄化与性别差异化的特点,男生参与校园欺凌行为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女生;中部地区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是学校,且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把隐瞒事实作为第一选择。相关性分析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少旷课、少玩网络游戏、较开明的教育方式、与同伴相处融洽、不结交帮派朋友可以降低校园欺凌的风险;父母关系紧张、专制型教育方式、亲子关系不融洽、家庭结构不完整、师生关系差、与同伴的关系较差、欺凌环境恶劣是校园欺凌的风险性因素。校园欺凌风险防控应该以学校为核心,学生、家长、教师形成反校园欺凌联盟,社会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监管互动,构筑反校园欺凌的环境。
简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全国各类自然灾害事件产生的危害正在不断增大,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从地理空间而言,我国行政体系的最边缘地带是距离中心城市最远的乡(镇)一级政府,它也是我国政权组织的最末端.论文通过对鲁甸、芦山地震灾区的调研和比较,发现两地末端应急管理普遍存在事发突然性与事前准备不充分;事件复杂性与事中处置能力弱;事后亟待稳定与自我恢复速度慢等现象.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的末端脆弱性,具体可归结为暴露性高、敏感性强、适应性弱三方面.为了有效提高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科学性、前瞻性、针对性和动态性,增强我国基层组织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课题组提出正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末端脆弱性问题,加强全国应急管理末端治理,采取“一主多元力量、三级整体应对、四块保障平台、三种能力模块”措施的具体建议.
简介:雾霾给居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尽管学术界已对雾霾成因、构成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有关雾霾风险感知的研究依然不多。本文从社会脆弱性和社会建构性视角出发,利用2018年上海市1656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雾霾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雾霾风险感知同时存在脆弱性和建构性两种机制,很难说哪一种机制是主导或是根本性的,但是两种机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存在“叠加效应”,即拥有脆弱性特征并处于建构性环境的人群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风险感知。最后,本文认为利用建构性机制,加强风险沟通,推动空气信息和雾霾知识的科学传播,有助于提高居民对雾霾风险的重视程度。
简介:大型工程项目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但是也日益成为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一大诱因。“利益相关者-问题-手段”框架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项目方、专家和当地民众,按照影响力大小可以细化为上层、中间层和下层三个层次。通常,上层利益相关者主导项目的需求识别、方案制定等论证过程,中间层利益相关者充当了辅助的角色,反对的专家和项目所在地民众无法实质参与论证过程,因此其意见和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持续的质疑和群体事件发生,政府和项目方不得不匆忙应对。但是,政府和项目方采取的应对手段离从源头上和根本上化解风险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应构建“政府、项目方、专家、当地民众实质参与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项目决策论证制度,以缩短这一差距,从源头上阻隔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因子,实现大型工程项目的良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