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印共(毛主义)简称"印共(毛)",是由"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这两个最强大的毛派组织于2004年合并而来。多年以来,"武装袭击"是印共(毛)运动的主要方式,基于此,印度政府将其视为印度现今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印共(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多种困境:从国内环境来看,印度政府的强势镇压和分化瓦解政策使印共(毛)遭受重创,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共产主义活动的低迷以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的情况下,印共(毛)基本得不到来自国际上的援助与支持,这意味着印共(毛)在坚持其既有纲领的前提下,不得不孤军奋战。鉴于此,印共(毛)未来的发展面临着是进行"合流"或是"转型",抑或继续"斗争"的问题。

简介：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简介：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基础性执政资源，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原则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体现和展开．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独特的社会作用。当前，中国信访总量与治理成本双双高企，不断触痛着国家与社会的敏感神经，并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其原因在于历史问题的积累、拆迁保障类问题的叠加、涉法涉诉问题的升级、精神心理类问题的涌现等。信访治理的策略在于松动属地责任，走出维稳误区；设置准入机制，优化治理流程；盘活治理资源，导入社会力量等，以求解国家信访治理所面临的困境。

简介：哲学是关于'存在'的,有关'存在'的追问构成本体论哲学,而本体不是别的,正是主体。因此,哲学史主要是发现并确立主体的历史,这一过程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成。不过,无论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具有何种解放意义,康德却最早发现,这一原则面临着双重困境:自我关系的困境与现代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所具有的二律背反性质,使许多著名思想家走上了限制主体性的'倒退'道路,只有马克思等少数哲学家在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力图从主体性原则内部克服现代性危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方法远优于席勒,并为后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简介：<正>20世纪下半叶,大众文化成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最汹涌澎湃的一股潮流,它从发达的西方国家涌起,迅速蔓延至全世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科技的长足进步,大众传媒的全面普及,中国大众文化得以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兴起和发展。这一来势凶猛的大众文化潮流在令中国广大民众欣喜若狂的同时,却引起了知识界的思索。他们对中国大众文化的界定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本文综合部分研究者的意见将中国大众文化界定为:中国当代商业社

简介：在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政府、市场、社会之间是建立在分离和对立基础上的“大小”“强弱”关系,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如“政治衰败”“失败国家”等一些国家治理质量低下的现象甚至引发全球性危机。我们应该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更为积极的功能和价值,构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符合国情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话语权。

简介：现实的维度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面临着精神诉求的困境、实践方式的困境、传媒整合的困境和话语转换的困境。如何克服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制约因素，走出传播困境，需要在传播实践过程中化解理想化与世俗化的矛盾、精英化与草根化的矛盾、碎片化与统一化的矛盾、外来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简介：通过执行中央政府的节能减碳目标责任制和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地方政府被纳入到全球气候治理的多层次体系。中国在气候治理中采取的压力型体制深化了全球治理的多层次特征，但也存在效率的损失。地方政府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更多意义上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者而非全球多层治理中的主体行动者。应重视中国地方政府在气候治理中所做的贡献，并正视中国地方政府在气候治理中面临的挑战，科学推进节能减碳目标责任制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以气候治理为契机推动地方经济转型。

简介：加强农村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是我党面临的重大课题，而成效测评是提升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党危机的警示性以及测评的价值性凸现了加强党组织执政能力测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我国农村党组织执政能力测评面临的困境，决定了时下农村党组织执政能力测评体系的建构必须统筹兼顾、对症下药，方能督促农村党组织真正提高执政能力。

简介：“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何谓“现实”这一问题的回答即隐含着对这一关系的探索。二者针锋相对的“现实观”背后，根源是二者不同的思考立场及逻辑进路。黑格尔将其思辨逻辑学框架运用到国家观上，形成一种“始于终点”即以历史意志的最终实现为主线、反向构建的“现实观”；马克思则突破“思辨”力图构建一个“成于开端”即一种以实际历史发生学为起点、正向发展的“现实观”。最后，这两种逻辑起点和进路也决定了不同的现实关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有重要启示。

简介：当今时代是一个开放、动荡、多变、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和风险，过去从未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矛盾需要人类去面对和解决。贝克的“反思现代化”理论和“世界风险社会”理论为人类的生存前景敲响了警钟，而他提出的世界主义方案，对于化解和克服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建设一个统一、和谐、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显然是积极的，有现实意义的，值得人们深思和重视。

简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反映出国家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愿景。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深化，出现了“乌坎事件”等一系列乡村治理失效案例，其主要原因和表现是治理主体有效性不足，而乡村治理主体失效的根源在于农村产权主体权利结构不当或失效。作者运用农地产权制度与乡村治理辩证关系的分析框架，分析乡村治理主体选择及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方向，提出理应在国家权力、集体产权、农民权利以及其他主体权利关系中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特别是强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依托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起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选择。

简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指认同主体根据自身价值需要不断调适自身价值结构以符合社会价值要求的过程,集中体现为人的价值需要与社会要求的驱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调适、价值内化和价值外化的转化这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形成,面临着认同中人的需要与利益维度缺失的阻碍,认同主体感性因素调节与理性因素支配之间作用失衡的挑战,主体选择接受的自发性与宣传教育定向要求间矛盾的冲击等困境。必须构建起需要——利益组合机制、感性——理性联动机制和自律——他律互助机制,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困境,以实现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简介：<正>批判维度是现代性话语的一个基本维度,指代现代性的批判话语。现代性的批判话语往往采取这样一种批判逻辑:分析时代状况,把握时代困境,寻找走出困境之路。哈贝马斯对当今社会病态的诊断与疗治,集中体现了这种现代性批判逻辑,构成了典型的现代性批判话语。本文欲求对此话语作一探讨。

简介：<正>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状,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过去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论述已经很多,但是很少有人考察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不利因素。实际上,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简介：《哲学通论》确实实现了一次“本体论革命”.在这里,所谓的本体不是指世界的终极“本原”,而是指隐匿于思想知识中的思想知识得以可能的根据和标准.对于构成人类思想知识的前提的探讨,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因而《哲学通论》也把对本体的反思称为“思想的前提批判”.但问题是,在拒斥了绝对主义的实体本体论之后,或者说,思想的根据一旦不再是“绝对之绝对”之后,一切的本体论追求,因为都是基于人类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而带上了历史性的相对性质.如何规避这样一种对本体论的历史性理解的相对主义困境,可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理论话题.

简介：如何撰写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一部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材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呈现,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解读史。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历史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历史形成,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的内在机制,最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原则。

简介：各种现代性问题本质上根源于社会不和谐。西方社会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应对现代性困境的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难题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战略，和西方的应对理论相比，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简介：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传播能力的建设是扩大马克思主义学术影响力、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需求。要破解当前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传播面临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等困境，宣传教育者可以从辩证观的思路出发，在传播立场上厘清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正确区分学术话语传播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立场；在传播媒介层面把握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促使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学术话语传播中协调发展且优势互补；从传播视角处理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推动对内宣传话语与对外传播话语相互映衬。

简介：乌尔里希·布兰德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入手,对当今主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他认为这些主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正是因为没有考察霸权控制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忽视了国家的所发挥的作用,致使他们的生态观点有所缺失。布兰德区别分析了霸权结构与霸权策略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要想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就要从根本上否定帝国主义生产和生活模式,扭转国家的角色,从而实现社会生态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