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经分析指出，在王阳明那里，作为本体的良知有其多方面的内涵：在心物关系上，它是意义世界存在的根据；从成圣过程看，它构成了德性的本原；就心之条理（内在的规范体系）而言，它展示为先天的理性原则，从而，良知的本体义即表现为存在的根据、德性的本原、先天的理性原则诸方面的统一。良知的以上诸义不是彼此不相关，而是相互联系的。

简介：对本体历来有多样化的诠释和理解.本文力图从现时代社会文化生态与的关联点上对蒙卦作多重含义的透析,旨在体察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生机、发展机缘和社会生态.

简介：《孟子》君子意象的多重性向，主要表现在对君子之德、君子之政、君子之仕、君子之变等方面的描述与解析之中。从文化角度看，《孟子》中的君子意象，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性文化、仁政文化、君子文化有重要关联。《孟子》中的君子意象，不是孟子偶尔涉及的文化符号，而是其着力构建的一种理想人格，为儒家的生命追求和德治期盼标示出了鲜明的道德方向，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至当代文化的内涵构成，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简介：12月13～14日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召开，由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基地生活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主题是“意向性的多重面向”。福建省社会科学基地生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科带头人、华侨大学社科处处长杨楹教授，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常务副院长周世兴教授出席论坛并致开幕辞。

简介：命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天人授受之际的那个发生。天之授，命也；人之受，义也。义是命之义，义之所据即在命中；命是义之命，天之授须人之义方成其为命。如此，人非创造命，亦非命的附属品，而是命的生成的必要条件。此之谓“义命合一”。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

简介：本文通过对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的粗户主率的分解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在家庭规模减少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当采用标准化方法控制年龄结构影响后计算标准家庭规模发现,近二十年来中国家庭规模的内在变动相对较小。在众多因素中,生育水平通过对年龄结构的影响,进而对家庭规模产生明显且灵敏的影响：一方面生育率对通过少儿比重的变动对当下家庭规模的变迁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另一方面,生育率通过对总户主率的影响对未来二十年后的家庭规模产生长期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新近放开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将使得未来中国家庭规模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动趋势。

简介：<正>《周易》是本筮书时,人们要想从中获得信息,得到某些启示,就需要采用一定的方式来提取,使其显示出来,这就是卜筮。卜筮的方法多种多样,或简或繁。较有影响的是使用五十策蓍草卜筮成卦的方法,朱熹的《周易本义》“筮仪”中作了详细介绍。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的“成卦法”与“筮仪”介绍的大同小异,只是去掉了繁文缛节和“挂一以象三”的左右限制。以上方法,一是造成了阴爻和阳爻出现的概率不等,导致六十四卦出现的概率不等,即出现了阴阳失衡现象;二是运用以上方法,可以人为控制成卦,使卜筮变成筮师“参与决策”的过程,人的因素多于“神灵”的因素。明白了这些,就使《周易》的神秘色彩黯淡下来,

简介：万历以后的明后期,在我国的自然科学思想中,已经孕育着近代因素。这一因素出现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倡导实学和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进步思想之出现,以及传统科学走向大总结。自然科学思想中的近代因素,首先表现在数学方面。“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对数学作用的认识,排除了神秘主义的象数学,认识到自然界一切事物以“数”作为表现形式,且把“数”作为探求自然和检验客观事物规律“理”的科学认识之基础和方法,接近了近代实验科学的理论认识。运用科学观察和实验手段,是这时期不同于实用科学的又一重要表现。学科的交叉和综合,出现了大百科类型的文化巨子,也是值得注意的动向。因此,在明后期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前,我国的自然科学思想中已经独立地出现了近代因素,它也将缓慢地走向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