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行政规定的制度建设是法治政府构建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由于现行立法规定及对法律渊源的含义和形式理解不一,导致对行政规定是否属于法律渊源界定不清。法及法律渊源的概念和表现形式呈现出发展变化的特性,法不应只局限于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国家法。现代行政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立法方式随之发生变化,行政规定在一定意义上创造法律规则、补充完善法律体系。行政规定的可诉性,应当得到进一步明确。实证研究表明,行政规定主要有创制性、执行性、指导与规划性、内部管理性等性质分类,具有行政法渊源的属性。

简介：本文首先对我国公用事业的法律概念进行了厘清，认为公用事业具有公共产品需求的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不可替代性、产品供给的社会化、投资主体的社会化、运营目的的社会化和监管的社会化等特征。其次，本文重点讨论了行政法对公用事业的规制问题。作者从公用事业行政规制之组织及体制演交入手，从市场准入、数量限制、公用事业设备规制和价格规制等方面论证了公用事业行政法规制的现状。以此为基础，文章进一步以市政公用事业为视角，论述了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行政规制权，认为公用事业行政规制权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权、运营监管权和竞争秩序监管权。

简介：行政公开就是指政府向人民公开其信息的行为和制度，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理念。现代法治要求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人民有权监督政府，行政公开是人民行使主权的必要手段，也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

简介：法治的核心理念,一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限制,二是对人民权利的维护和保障.法治是政府存在和运行的重要依据,政府亦是践行法治精神,实现社会法治的重要运行载体.法治与政府的结合要求政府在具体行政行为中遵循着人民主权、社会契约、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在现实中,法律和制度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常会受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影响,使政府在行政过程中陷入良法与恶法、现实法与自然法两难抉择的困境.而如何在这种困境中明辨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是法治国家的哲学基础.

简介：关于行政规章规范化问题的探讨程干远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给政府的法制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轨过程中，鉴于市场经济对法制保障的客观要求，当前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就...

简介：我国教育行政立法的现状和对策程干远，张京红一、建国后我国教育行政立法的发展政府对国家教育事业实行行政法律管理，是当今世界各国国家行政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在逐步加强教育行政法制建设。为了从法学理论上开展对教育行政法的研究，有必要对我国教育行政立...

简介：考察西方行政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古希腊哲学为行政伦理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近代人文主义思想为行政伦理的产生与发展营造了殷实根基；行政学的诞生催生了行政伦理问题的生成；新公共行政运动为行政伦理学的科学论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场域。行政伦理学正是遵循这一发展逻辑，由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并成为新世纪显学之一。

简介：在工业社会,人们建立起了官僚制组织从而实现了有效地社会控制。可见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组织,并且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但无法在社会管理中保持其优势地位,反而陷入了＂控制悖论＂之中,遇到了合法性流失的严重危机。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深层价值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公共性＂追求是产生＂控制悖论＂的根源。对于官僚制组织的这一＂控制悖论＂,通过技术的改进去加以解决已经走到了极限,因而只有根据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特征去探寻新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

简介：WTO并没有就政府采购中“本国货物”的界定做出任何强制性的“上限”规定，（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针对钢铁制订的新“国货条款”也与《购买美国货法》中的美国“本国货物”有很大不同。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利用WTO赋予各成员制订“本国货物”的自由立法权，合理制订我国政府采购下“本国货物”标准，以便更好地落实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所提出的“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的要求。

简介：

简介：张康之教授的《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合作治理的思想主张。在具体的分析和论证中，该书的空间分析方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法论转向，对理解公共治理的状况和行政伦理的生态具有重要的启示。从空间的维度对政府演变的理想类型进行解读，可以建构一套清晰而连贯的分析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合作治理的主张是方向性的和原则性的，还需要更多理论上的深化和完善。这也应当成为推动治理变革的思想工具，促进合作治理的普遍实现。

简介：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因其内在的属性冲突而面临着民主赤字的批评，引发了合法性危机。以行政法理论视之，建立“参与式立法模式”，并通过利害相关方权利的明确、实施信息公开程序、确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专家理性与问责机制，是矫正国际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危机的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