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周易》之文的原初论述主要表达在《易传》中,“文”是万事万物得以产生和呈现的样态或理则,而《贲》卦之经传为《周易》说“文”之典型。藉由王弼、程颐和朱熹对《贲》卦各有侧重的阐释,可从文如何产生、文质关系、天文人文和神道设教等层面说明“文”的基本含义和普遍意义。

简介：罗钦顺认为《周易》的宗旨就在于“穷理尽性”。《太极述》是罗钦顺在易学上的一个创造,其中讲述了太极之义、太极之全体、太极之妙用,及人物之性、圣学体用之全等问题,建构了一个宇宙万物及人生性命的演化的总过程。

简介：庄子对语言有着深刻的洞察。在他看来，道超出了语言的范围，且语言时常会遮蔽大道，然而道又必须被言说，否则语言将走向沉寂与灭亡。所以。如何找到并运用一种能够言说大道即终极真理的语言，便成了庄子思想的重要问题。通过以隐喻为特征的“三言”，庄子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创造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文本空间。

简介：王夫之对于的诠解,吸收朱熹性情体用不二之说,特别重视礼乐制作之原在天道,礼乐与天地合德,礼乐出自人性之仁诸方面,不以礼乐为消极地约束人的行为的外在工具.他对荀子的性恶说、的"礼自外作"所作的批评,都以对礼乐的这一根本观点为基础.诠释是王夫之的整个经学思想的鲜明体现.

简介：一、唐宋《圆觉经》的解经史《圆觉经》,全名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据称为唐佛陀多罗（觉救）所译。最早记录它的目录——《开元释教录》就已经对该经译出时间不究其详,《开元释教录》卷九中说“此经近出不委何年”。

简介：本文以程颐与其弟子吕大临与苏季明的"中和"之辩为中心,围绕双方辩论的焦点:中和的名义、已发与未发的工夫、应付情感的方法等,详细考察了北宋道学家视野中的"中和"说.本文认为,程颐与其高足的"中和"之辩,体现了心性二元论的道德理性主义与心性一元论的道德直觉主义的交锋,一方面重新开启了"中和"说的不同视域,另一方面也为朱熹乾道五年的"中和"之悟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契机.

简介：李氏朝鲜以儒立国，严守夷夏之辨，在明清易代后对中国心生鄙夷，导致其固步自封。燕行使北学派的奠基人洪大容对夷夏之辨进行了深入反思，他晚年的作品《医山问答》中体现了他成熟的新华夷观，而其理论基础“以天视物”正来源于《庄子》的“以道观之”。

简介：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与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在清初的《古文尚书》辨伪活动中影响力颇大。尤其是《古文尚书考》的成书，使得“伪《古文》案”彻底定谳。《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关系密切。惠栋在《古文尚书考》上卷中选录《疏证》内容十二条，惠栋借此展现了自己的学术倾向、治学态度，明晰了伪《书》的形成方式与传播脉络。在《古文尚书考》下卷中，惠栋援引《疏证》之材料与梅鷥的《尚书考异》内容虽大量雷同，但不足以佐证阎若璩抄袭《考异》。惠栋以《疏证》为依托创作《古文尚书考》，补正了《疏证》的疏漏之处，将《古文尚书》彻底拉下神坛，促成了汉学取代宋学趋势的定型。

简介：与西周社会以“亲亲”、“尊尊”为准则建立的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不同，先秦儒家以“亲”、“尊”、“义”为准则建立了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关系网。尽管在先秦儒家内部，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并且这种安排在汉代以后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在先秦儒家那里，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却有着发展为主流的倾向。先秦儒家的这种人伦关系理论不仅对现代社会人伦关系的规范和安顿有重要的意义，它也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继续生根发芽并繁荣发展的基石。

简介：＂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或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这一儒家道德实践中的困境可称为＂孔子难题＂。从问题史出发,通过文献索引和历史勾稽,以孔子与宰我、孟子与万章、王阳明与欧阳德、梁漱溟与贺麟等人的论辩为基本材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可以发现,＂孔子难题＂在儒家思想史脉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难题＂所折射的道德困境和历代儒者的解决之道,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值得人们重视。

简介：张宽是汉武帝时期的巴蜀经学大师,在崇儒更化的时代背景下,其学行体现了巴蜀经学的新气象：他先后跟随郡守文翁、京师博士研习《公羊春秋》,复任郡学教授、五经博士,累官侍中、刺史,是巴蜀学者通经入仕的新代表。其学术活动既推动中原经学在巴蜀的传播,又引领巴蜀经学对全国的反馈,促生了二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学术交流新状态。与此同时,巴蜀经学形成多元并进的发展格局,呈现对＂中原＂的持久向心力,并与官办学校紧密结合,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质。

简介：由胡适等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学术理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套经由“国学”，把“古学”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具体方案。按照该方案，包括经、史、子、集等在内的一切“古学”，都将被作为有待考证的资料纳入国学研究领域；然后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整理成系统的文化专史。“文化史”既是“整理国故”的最终目标和方向，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然而从具体学术实践看，“整理国故”运动在学术性质、治学方法等方面与文化史研究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了目标的实现和方案的落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专史系统，以西方的哲学框架，形塑中国的历史资料，被奉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实际上也并没有严格遵循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法则，他所建立的文化专史系统并非“小心的求证”的结果。就此而言，“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革命和裂变。

简介：法治社会中，司法公信力在个案中的实现有赖于对当事人程序权的充分保障。在现代民事诉讼中，证明权是当事人程序权的核心，而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只存在于近代之后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历经改革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与证明权相契合，既具备了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亟待证明权的有效配置以提升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

简介：《了凡四训》是明清两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善书经典，至今仍有很高知名度。现在仅见藏于日本的三部了凡重要文献，其实就是《了凡四训》的祖本。1601年的单刻本《省身录》，是现存了凡善书著述中的最早刻本，也是《了凡四训》首篇“立命之学”的原型；1607年的单刻本《立命篇》，已具备《了凡四训》的雏形；1701年的和刻本《阴骘录》是一部“准汉籍”，其底本为明崇祯三年（1630）刻本，不仅完全具备《了凡四训》的内容结构，而且多出了著名的了凡《功过格》，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及思想价值。

简介：在《周易》经传的文本里·记载着大量的法律现象和法律思想，并对古代法制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经几代法学研究者不懈努力，《周易》的法律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肯定、从注脚到正文、从零碎到系统的发展过程．本文回顾了20世纪有关《周易》的主要法律文献，认为我们对《周易》的法律文化的研究已渐人佳境．给法学研究和《周易》研究都带来了清新气息和勃勃生机。

简介：从先秦到汉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奠立时期，思想家们对天人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和解决方式，由此而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开展的不同向度。《易传》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从天道观的向度展开的，其特点是天、地、人三才并举和推天道以明人事，其“天”主要是自然之天。思孟派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从心性论的向度展开的，通过对“心”、“性”两个重要概念的阐发，最终将道德的终极来源锁定在超越的形上之“天”，该派之“天”主要是义理之天，成为后世儒家之“天”的正宗和主流。

简介：明嘉靖六年（1527）丁亥夏，王阳明出征前往广西的思恩、田州两地，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暴乱。在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在“天泉证道”的记载上，《传习录》下、《年谱三》和《天泉证道纪》是三条最为基本的文献。

简介：在孔子的观念重塑下，殷周以降盛行的“德”思想已从统治者用以自我解释的政治工具转变为儒者群体对公共秩序的伦理规设。透过观念新意义的发掘，可探寻到其间蕴含的言论立场的改变与价值诉求的变化。孔子言论中的“德”主要表现出三种向度的诉求，分别是针对统治阶层的德政规劝、面向普通民众的德教期待以及儒者群体的德性自觉，而这三种向度之间又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一并体现了“道德第三方”对天下秩序的普遍关切。思想言论的第三方立场及其引发的价值诉求的多元化，是我们探讨孔子学说需要重视的问题。

简介：宋代道学以天理作为性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暗含了两个困难：一、与传统儒家经典之间的矛盾;二、性之本体至善无恶,那么恶的来源何在。道学中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必须面对这两个困难,并给出解答。本文以张九成＂性善之善不与恶对＂的思想为例,通过张九成与二程、张载、杨时、朱熹、胡宏等思想家的比较,展现性善论在宋代发展完善的思想脉络,并厘清道学对以上两个困难的解决途径。特别是通过讨论恶的来源问题以及善恶究竟是实质义还是形式义,来分析二程、张九成、朱子与胡宏之间对性善的不同理解。

简介：从距今8500年前开始至距今3000年前,在上下五千余年的时间里,黄河三角洲境内的史前人类活动足迹经历了一个由南向北逐步发展延伸的过程,即从南部山区山前丘陵地带向北逐步推进,进而跨过现在的小清河、黄河、徒骇河,到达北部沿海地区,直至覆盖整个滨州大地。期间,现黄河三角洲一带有两次较大的文化繁荣时期,第一次为龙山文化时期,此后经过岳石文化较为短暂的文化衰退,到了殷商周初再一次迎来了文化大繁荣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