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的组织和社会都经历了一个从虚拟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也使虚拟政府作为一种生成中的政府形式而呈现了出来。当前,虚拟政府在组织方面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特征。就组织构图而言,在虚拟政府中,传统科层机构仍然存在,但其横向结构的重要性将超过纵向结构,从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而不是命令—控制体系。同时,任务型组织与行动者网络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使虚拟政府在整体上更具灵活性与开放性。就规则分布而言,促进性规则的比重和重要性都将大大增加,控制性规则则退而承担起一种保障性的角色,从而使虚拟政府的规则体系也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有机性。
简介:在工业社会,人们建立起了官僚制组织从而实现了有效地社会控制。可见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组织,并且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但无法在社会管理中保持其优势地位,反而陷入了"控制悖论"之中,遇到了合法性流失的严重危机。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深层价值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公共性"追求是产生"控制悖论"的根源。对于官僚制组织的这一"控制悖论",通过技术的改进去加以解决已经走到了极限,因而只有根据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特征去探寻新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
简介:人们大都认为扁鹊(秦越人)擅长于诊脉、发明了脉学,后世的一些脉学著作包括淳于意学医用的教材也大都冠以扁鹊之名。然而,仔细研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下简称《扁鹊传》),却发现这是个误解,扁鹊本人并不是靠脉学诊断疾病的。
简介: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
简介:夫援史证《易》本为易家释《易》普遍之现象,然自赵宋三李一杨(李光、李杞、李中正、杨万里)开宗奠基后,历宋元明三朝而踵继者众,至有清一朝,更以超迈往古之姿,创猗欤盛哉之势,将史事易学推至极盛。由于此派易学著作甚多,易家援引史事形貌多样,不仅丰富史事易学之内容,亦充实义理易学之内涵,并建构出此派易学独特之体系,值得吾人深入研究。海内外曾从事相关研究者虽不乏其人,惟此派易学研究方法仍有讨论之空间,愿将个人研究之拙见,提供未来研究者之参考,冀收后出转精之效。其内容包括史事易学之定义、史事易家之典型、史事易学发展史略、援史证《易》研究之重点(如援史动机、援史类型、援史与卦爻比附之切当性、援史之史观、以说理为本以援史为末),以及史事易学研究之发展性等等,希望透过文献资料之搜集与分析,进而从易学与易学史之角度推论,俾有助于史事宗易学研究方法之建立,与史事易学研究深度广度之推扩。
简介:从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特性看,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空维度凸显“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将“中西互镜”嵌入到“古今对看”的“形态相通”之认知旨趣中,将敞开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道德形态学方法以伦理学史上的三种道德形态为参照,表现为对“西方道德哲学”与“启蒙文化形式”的三大历史关联样式(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具备“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和“语境互证”的策略,并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思想任务。道德形态学方法的“远见”,包含了“形态相通”与“语境互证”两面,具体表现为:以道德形态学方法展现道德哲学的视角;以道德哲学的“形态相通”和“语境互证”展现“理智启蒙”的视角;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西互镜”和“古今对看”展现“西方理智启蒙”的视角。
简介:丁茶山和吴草庐都是当世最杰出的易学家,以象数学的角度为主解释《周易》是他们的共同点。其中,茶山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四笺小引》中的“推移”、“物象”、“互体”、“爻变”。而草庐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易纂言外翼》12种方法中具体运用于《周易》卦爻辞解释中的方法——“卦变”、“变卦”、“互卦”、“象例”。因此,可以说丁茶山和吴草庐的《周易》解释方法的核心理论是一致的。但对这些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茶山又是和草庐存在区别的。即茶山在爻辞解释上,继承了草庐“爻变+互体”的方法,同时又全面运用了“推移”这一方法,这可以说是茶山自己的独特解释。这也是茶山与草庐在《周易》解释方法上的最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