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的:为探讨不同抑郁状态个体对情绪面孔的效价评价情况。方法:以BDI、SDS、CCMD-3和汉密顿抑郁量表为工具筛选出42名正常对照组、54名抑郁情绪组、17名抑郁康复组和24名抑郁患者组成员,所有被试完成情绪面孔的效价评价任务。结果:发现抑郁患者组和抑郁情绪组对高兴面孔的评价分数显著低于其他两组(F=7.427,p=0.000);抑郁患者组和抑郁康复组对悲伤面孔的评价分数显著低于其他两组(F=4.956,p=0.003);抑郁患者组和抑郁康复组在情绪评价任务中对高兴和中性面孔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其他两组(F=13.735,p=0.000;F=18.008,p=0.000),对悲伤面孔的反应时与其他两组无显著差异(p〉0.05),抑郁患者组对中性面孔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悲伤面孔(F=4.240,p=0.018)。结论:抑郁个体对正性刺激存在感知缺陷,对负性刺激存在夸大加工倾向和加工易化效应,其中前者是抑郁的状态特征,后两者是抑郁的特质特征。
简介:以整群取样的方式选取650名小学儿童,采用社会创造性故事情境问卷、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分别测量了儿童在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同时采用小五人格学生问卷中的开放性分量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以及互联网使用偏好问卷中的(网络交往)信息交流偏好分量表,考察了儿童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的特点和性质。结果表明:(1)二者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儿童在问题情境中的创造性得分总体上呈现“倒z形”的发展趋势,而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倾向总体上呈现“U形”发展趋势;(2)两种社会创造性与经验开放性、自尊及网络交往(信息交流)偏好呈现不同的相关,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与经验开放性、自尊及网络交往偏好均具有极其显著的正相关,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与经验开放性、自尊之间也具有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而且与网络交往偏好无显著相关;(3)经验开放性、自尊和网络交往偏好均可以显著地预测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而难以预测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这表明,社会创造性可能存在状态与特质之分。
简介:采用观察法对106对新婚夫妻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任务中的行为进行录像,并采用在中国被试中经过修订的IFIRS进行编码;以即时互动满意度和夫妻报告的婚姻质量分别作为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的预测指标,检验夫妻互动行为两种效应的不同。结果发现:(1)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显著高于丈夫;妻子在自己的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的积极卷入显著高于丈夫,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社会支持互动中显著高于丈夫。(2)就即时效应而言,妻子的消极行为在丈夫问题解决和自己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丈夫的消极行为和积极情绪分别在自己的社会支持和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和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分别具有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3)就状态效应而言,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问题解决和妻子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在妻子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中均具有主体效应;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情绪和消极行为在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均具有客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