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高校自主权保障是指为达到实现自主权的目的,运用公共力量对自主权进行的保护。鉴于长期以来自主权保障问题一直被忽视,围绕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层面建立自主权保障机制尤为必要。在立法层面,要在宪法中树立我国高校自主权保障的理念,并将其延伸到教育部门法中。在行政层面,要以法律规定为边界,以'全部法律'为标准,通过权力清单制度,确定政府权力与责任;在此基础上,要将以保障学术自由为目的作为政府'还权'的标准;要在高校章程的制定与核准过程中推进自主权的保障。在司法层面,要为高校自主权提供救济。

简介：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关于财政收入权限及其相关的支出责任划分都不甚清晰。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权过小与支出责任过大的财政困境,地方财政自主权缺乏应有的空间与规范,在地方财政权的运行中隐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因此,面对深化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新形势要求,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重塑地方财政自主权应成为制度必然。一方面要强化保障地方财政收入权限,满足现代国家地方财政需求;另一方面要立法规范地方财政自主权,并监督规范其在财政支出领域的权力实施,使地方财政自主权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简介：<正>一、导论:刑事程序中被嫌疑人的地位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要在刑事程序中经受考验。虽然没有人怀疑:如果一个人因实施犯罪行为而受到责难,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有其人的尊严受保障的权利、个体的人格发展的权利和自主决定的权利;但是,在刑事程序的具体实践中,公民和国家之间对立利益的相互碰撞是如此之频繁和激烈,以至于把被嫌疑人看作是同样享有权利的一般公民而不是看作纯粹的信息源,对于负责查明案件事实和贯彻落实刑法的国家机关来说,有时候确实很难。

简介：当前教育领域内权利(力)行使现状混乱,致使权利(力)在行使、监督及救济过程中功能不全。因此,有必要考察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并从教育史及实在法的维度对此领域的权利网络进行厘定,以实现教育自主权利及教育管理权力的析分。本文认为教育权包含教育自主权及教育管理权等权利,其中教育自主权为含有兴办教育权利、学术自由权等权利的民事权利,而教育管理权则为含有教育制度设立、教育机构设立审查等权力的公权力。

简介：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与落实取决于大学的自主性及外部控制的程度。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演变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期三个阶段。政策变迁经历了集权—放权—集权—放权的多次反复,但始终没有跳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中国大学办学自主权之所以成为久拖不决的政策难题,主要源于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行动者认知方式的制约以及制度的历史累积效应的影响。任何政策变迁都涉及三个基本因素:环境、行动者和制度。政策变迁实质上就是行动者在一定环境制约下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过程。

简介：<正>从公权和私权界分的角度对高等学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是教育法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无论是从法律的适用还是从教师、学生权利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视角,该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教育法学界对此形成了若干观点和争论

简介：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是市场主体基本的经济权利和宪政基础,具体包括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产、供、销、人、财、物及其他权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让市场主体充分享有经营自主权,公权力对保障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在防止市场主体滥用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应防止公权力的扩张对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的侵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结合现行的经济法律制度,依照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权之'法不禁止即可为'与政府干预'法不授权即禁止'的原则构建市场主体利益平衡机制。

简介：公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长期以来未被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真正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吴希碧诉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侵犯经营自主权案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该案所体现出的信赖保护原则一直未被发掘。本文详细分析了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认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核心价值在于具体案件中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衡量，并透过具体案件评析揭示了信赖保护原则的实质。

简介：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本元,男,51岁,四川省成都蒲江小蘖碱厂及原成都市朝阳印刷厂、成都鹤山矿泉饮料厂厂长。委托代理人:吴川渝,成都市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阎小川,成都市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蒲江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简介：中世纪的“主权”概念分散地体现在法学家、哲学家以及神学家的法律和政治思想片段中,这些思想片段反驳了博丹自认为其主权理论的原创性。由于中世纪各个权力实体在话语的场域中为构建自己的主权话语相互博弈,因此中世纪的“主权”所呈现出的图景并非是集中的概念和围绕着这个概念所展开的理论,而更多的是体现在围绕着罗马法概念“管辖权”(iuristidcio)所展开的政治话语角力当中。

简介：正是国家意志的单一性和公共性，使个人承认国家的意志也是他自己的意志，从而服从国家意志对自己的权力和力量的调用，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国家作为一个人造统一体也因此与自然上具有多个意志和多个利益的大众相区别。在《论公民》中，霍布斯沿用了传统的支配权概念来理解主权者和臣民之间的关系：臣民只是主权者的私有财产。这种主权理论不仅无法讲出国家意志的公共性，更无法解决臣民与主权者之间的权利转让困境。《利维坦》中的代表与授权关系提供了理解主权者与臣民关系的新视角：臣民授权并放弃使用自己力量的权利给主权代表者；主权者在关涉所有人的自我保存这一公共利益上，有权利代表臣民使用其权利，并要求臣民服从国家的意志，朝向公共利益。代表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权利转让的困难，也保证了国家意志的单一性和公共性。但是，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始终允许个人可以将国家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还原为个人意志和个人利益，因而无法讲出政治生活的自成一类性。

简介：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国家主权理论是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国家主权原则也被认为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或者说其他国际法基本原则都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而来的。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新发展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

简介：发端自20世纪后半期的＂结社革命＂见证了公民社会的全球复兴,拓展乃至重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制度空间。然而,现有的结社革命理论并没有能够认真对待公民社会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主权的视角来看,结社革命固然是个人权利成长的历史表征,但它同样是一个主权观念不断被重塑的产物;另一方面,对公民社会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考察表明,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关系性视角反思主权的正当性,重解主权,乃至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提供合法性依据。

简介：主权财富基金(SWF)的投资有助于稳定东道国的金融秩序、提高外汇储备的收益、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但SWF投资也有可能因为背离商业目标而最终扰乱资本市场机制,削弱目标公司的内部治理。在国内法层面,东道国的私法不足以防止主权财富基金滥用其股东和投资者的权利,但是"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又容易引发新保护主义与新重商主义之争。在国际法层面,就SWF制定"硬法"旷日持久,当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最佳行为规范"等"软法"的制定和推行方面。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之际,中国有必要采取多边的规范主义视角,发挥规则制定者的作用。

简介：主权一词从16世纪中后期提出来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对于国际法上主权的涵义,许多人都很模糊。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作粗浅分析,以期明确主权的涵义,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一、主权的概念主权(Sovereignty),在英文中含有'最高'之意。笔者认为主权,即国家主权,是国家重要的属性,是国家固有的在国内的最高权和在国际上的独立权。换言之,主权就是国家独立

简介：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主权财富基金并不是一个新产生的事物,从1953年科威特政府运用其巨额石油收入设立的世界上最早的主权财富基金——科威特投资局开始,至今已经有55年的发展历史。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的流动性危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数量和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各国主权财富基金频频对欧美主要银行和投资基金进行实质性投

简介：传统国际法向当代国际法的变迁,体现了其价值本位从主权本位向社会本位的演变.传统国际法的主权本位建立在绝对主权观念上,给国际法体系带来了内在弊端,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国际法的社会本位与国际社会利益的大量涌现密不可分,在当代国际法的诸多领域得到了反映.主权平等原则仍然是当代国际法的基础,与国际法的社会本位并行不悖.

简介：法源形式受着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历史传统、民族习惯、法律学说甚至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并随之发展而变化。因此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法源形式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香港法律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和背景,使香港的法源形式独具特色:一方面,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法律创制追随英国,并以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英国法的形式和内容,成为英美判例法系的组成部分;另一

简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公然入侵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以中国为代表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决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并对北约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坚决的谴责。今天,暂时看科索沃危机已经解决,但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国际上围绕主权和人权的关系为什么有不同的回答?考虑国际法关于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的规定,可以发现导致上述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法关于主权和人权规定上的自相矛盾。国际法虽然既规定了主权原则,又规定了人权原则,但这两个原则是依据两个不同的前提规定的,其中,主权原则规定的前提是国家,人权原则规定的前提是整个人类,而二者在现实中的不统一便引发了国际上的一系列争论与问题。为解决这一冲突,应将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统一于国家第一的前提下,在首先坚持主权原则的情况下,让每一个主权国家承担起保护人权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