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法作为一种规范,不论是立法、司法都深深植根于某种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它自身会受到该文化和制度的制约.但是,刑法必须体现人的一定欲求.因为,只有刑法的价值真正体现出对公民作为人的本身的价值关怀,才能得到公民的信仰,刑法自身才具有生命力.于是,我们看到刑法的信仰获得就是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刑法是保障和发展公民人权的大宪章,寻找到了公民信仰刑法的根基;同时,公民通过遵守刑法和维护刑法的价值坚定对刑法的信仰.刑法信仰的根基就在于刑法必须植根于人的欲求中,体现出人的欲求,不得违背"常情、常识、常理".因此,我国现行刑法要想获得信仰至少必须做到:刑法价值真正的转变;刑事解释的公正;刑事普法的观念转变.

简介：立功制度在中华文化特有的根基是中华文化的功利性特征和对秩序的追求;立功制度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性根基是人性中趋利的本性,哲学意义上的人性根基从理性主义来看,犯罪分子立功后能够受到优待,国家对以前立功者给予优待;立功制度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刑事政策中的根基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应然内涵的立法化;立功制度的现实刑事政策根基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简介：自从代表与民主被调和、混合到一起后，对于代表究竟是使民主成为可能，还是限制、妨碍了民主，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张力和争论。如果人们搁置教条之争，转向历史，代表的民主资格马上就变得非常清晰。在民主被改造成代议政府体制以前，民主制曾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统治方式，不适用于现代国家，尽管也许并非完全不可能。本文尝试借助历史论据证明代表的“民主性”。这就把我们引向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对“民主”的各种修正和挑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关键进展：民主与代表这两个曾经对立的概念终于牵手到一起。本文试图证明，正是在这个时期，才有人认真构思现代民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展示两位大革命核心人物如何通过两项关键修正把民主与代议制挂起钩来，他们是托马斯·潘恩和马克西米伦·罗伯斯庇尔。这两位主角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对民主制提出了大胆而颇具现代意义的重新评估，同时挑战了这一概念的“评价”和“描述”层面。在这个过程中，潘恩和罗伯斯庇尔将代表纳入对民主的构想中，同时把民主修饰为某种积极而有价值的东西。这两位两极对立的核心人物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对民主的反思和创新重构了民主与代表这两个概念、并把它们用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人们对这个配对习以为常，但它俩在18世纪几乎是水火不相容。

简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包含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等治理各个要素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就是要培养治理主体具有独立性、正义感、宽容性的公共精神，形成多元参与、和衷共济的格局，确保主体“最小公倍数”；治理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形成法治、德治互济的局面，筑牢社会“最大公约数”；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就是要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建构国家“最大认同量”。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传统刑法学认为,只要行为人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而故意或过失实施侵害法益的行为,发生法益侵害的结果,并且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场合,行为人应当对法益侵害结果负责。但是,作为刑事归责的基本原理的自我答责理论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于此。在自我答责理论看来,决定性的并不是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心理态度,也不是特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物理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重要的是行为人是否应当对损害结果的不发生而负责。[1]因此,如果能够得出被害人应当对损害结果的不发生负责的话,那么,该法益侵害结果就不得归属于行为人。

简介：美国内战触及美国宪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一个或几个州是否有权分离。本文对美国内战前后宪法理论和宪法史上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凸显了林肯反对国家分裂、维持美国联邦统一的真正理由。对于林肯来说,《独立宣言》所代表的各州共同革命行为造就了统一的美国;各州没有宪法上的分离权。随后,本文对于林肯的论述和行动作出了一点理论上的总结。

简介：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对社会成员进行法制教育的核心。法治理念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引导人们进行法治实践的相关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思想认识的总称。法治理念源于法律意识．又高于法律意识。提高法律意识是树立法治理念的根基。因此。要树立法治理念，必须提高全社会特别是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

简介：认知神经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关注的是“is”的问题。法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环，不仅关注“is”，还关注“ought”的问题。认知神经科学一方面对于法律发展和完善具有积极作用，甚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却也对法学基础产生着破坏作用。

简介：自1985年进入陵水法院工作以来，我从事基层民事审判工作已经29年了，先后在椰林人民法庭、新村人民法庭工作了26个年头。长期在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基层法庭工作，让我对坚持用群众观点办案，既当好一名法官，又做好群众工作感触颇深。回顾过去，不敢说自己审理的案件百分之百都尽如人意，但我努力做到自己承办的每一个案件都坚持全心全意地为当事人着想。

简介：一八九○年合伙法案规定了管理合伙人之间合伙关系的基本原则,某些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另外,该法案对合伙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作了统一管理的规定。对合伙方面较重要的规则,法案作了简要说明。第46节进一步明确规定:只要衡平法和普通法规则(即案例法)与此法案不矛盾,那么适用合伙关系的规定将继续有效。除了另有规定之外,所有的条款号阅1890年法案。

简介：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出现了利用组织运作参与和实施的新型犯罪即组织犯罪。组织犯对刑法教义学传统的个体归责模式提出严峻挑战。组织归责不是建立在对具体实行人的支配上，而是建立在透过组织运作对整体犯罪因果流程的掌控上。关于组织犯归责形式，间接正犯说、教唆犯说、共同正犯说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建立在组织支配理论基础上的间接正犯说赢得多数学者的支持。针对组织支配的成立条件，学者提出了诸多商榷意见。总体来说，以“组织中下令者的权限”“组织逸睨法律运作”“具体实行人可替代性”与“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为基本内容的四要件说是合理的。

简介：部长会议是世贸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由所有成员主管外经贸的部长、副部长级官员或全权代表组成。部长会议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具有广泛的权力，其中包括立法权和准司法权。

简介：恐怖组织的形式化界定虽有利于司法操作，但有凭借强权暗箱操作之嫌，也不利于对新兴的恐怖组织的惩治与防范；恐怖组织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概念仅仅弥补了纯粹形式化概念的部分缺陷；恐怖组织的定义中应有规模下限的要求；不能把恐怖犯罪之动机以及最终目的作为定义的要素；应该注意恐怖组织意图实施犯罪的长期性。总之，所谓恐怖组织，是指三人以上以长期实施一种或多种恐怖犯罪活动为目的的犯罪组织。

简介：饶戈平主编北京大学版大32开320千字408页平装估价:13.80元1996年6月出版ISBN7—301—03108—4/D·308本书包括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演进,国际组织的类型、组成和法律地位,国际组织的结构、职能、议事规则及特权及豁免,国际组织的法律秩序及争端的

简介：警察是组织中的人，受到组织管理规定所约束。警察角色还与科层制的组织管理形式、军事化或者准军事化的指挥模式有关，而且受组织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使得警察身上具有浓厚的组织印记。警察既是权力的发出者，也是组织中个人权利的享有者，因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的警察也具有一定的自我支配性，基本权利受到侵害也应得到救济，这其实也是警察组织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一、基本案情(一)被告人基本情况被告人穆某,2016年5月24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简介：发生在江苏省南京市的“同性卖淫案”，不仅成为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而且也引起了法学界人士的激烈辩论。该案的判决开此类案件的先例，同时该案涉及到法律、道德及伦理等方面的复杂关系，可以说这是伦理与法律边缘的案件。本文试图通过对本案的评析，解析此案涉及的三个具体争议性问题，并对此案的成因作一初步探讨。

简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从今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召开专门会议就死刑案件第二审工作进行了部署，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6月28日组织召开了“检察机关办理死刑二审案件相关问题研讨会”，会议由于天敏副检察长主持，最高人民检寮院公诉厅聂建华副厅长，公诉四处王月光处长，市高级人民法院李元鹤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官小汀庭长、卢君庭长，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陈一川庭长、王立新副庭长，市法律援助中心吴晓琴主任。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孙长永教授、梅传强教授，朱建华教授及硕士生导师高一飞教授．重庆工商大学黄文教授，西南大学汪力教授等应邀参加了会议。市院相关处室负责人及四个分院公诉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法律专家学者、资深检察官、法官．律师就检察机关办理死刑二审案件的职责、如何正确把握死刑的标准等问题从理论、司漕实践、国外经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简介：澳门行政会6月15曰表示，已完成讨论《修改第9／1999号法律（司法组织纲要法）》的法案。新的修订案规定，涉主要官员的诉讼将由中级法院进行一审，同时只允许中国籍法官及检察官处理涉及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案件。

简介：近年来,由我于1963年(将近50年前)提出的'在组织性权力机构中基于意志支配而产生的间接正犯'[1]概念,已经在国内法院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多个判决中获得了采纳,并且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由此,这一概念进入到了国际性学术研讨的中心。[2]在学术界,这些判决获得了许多支持。但也存在不少批判的声音,这些批判部分是针对该概念本身,部分则是针对其适用的条件。本文将对这些反对的意见加以辩驳。首先,需要对辩驳的对象,即组织支配理论以及判例的最新发展情况进行一番简要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