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物权法》第四、五编设置的“一般规定”，并非法典编纂意义上的“总则性规定”，而是一些功能各异的“杂项规定”。导致此种怪异立法的根本原由是，立法者未能认识到，在物权法定原则限定下，凸显各类物权的个性而不是归纳它们的共性，才是物权法结构体系的根本所在；另外，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也排斥小总则的存在。

简介：<正>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分类,既包括刑法分则规范对犯罪的分类,也包括刑法总则规范对犯罪的分类。理论界对刑法分则规范中关于犯罪分类的研究,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一定的深度,从而形成了比较科学的体系。但是,对刑法总则规范中关于犯罪分类的研究,则相对显得不足,甚至没有予以必要的注意。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刑法学犯罪论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本文试图结合我国刑法总则性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就犯罪的立法分类问题作一粗略的研讨。

简介：国家法律援助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制定已经提上日程，地方性法律援助法规和规章正在不断产生。在制定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过程中，有种种理念的、制度的和技术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总则应当如何构建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法律援助法的总则结构、立法宗旨、立法根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以及法律援助的概念界定、积极因素、消极因素、重心、激励机制，为目前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援助立法，提供理论与应用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和对策，以供各有关方面参酌。

简介：《民法总则》之所以最终采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法人元分类，一是对《民法通则》传统的继承，二是为解决实践中的非营利法人问题，具有合理性。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实质上发挥了商法典总则的部分功能。法人分类与法人形态法定主义有密切联系。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是法人的构造维度的分类，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减少，甚至存在重叠。中国非营利法人立法中存在体系的叠床架屋和治理的空心洞的困境，我国应制订一部《非营利法人法》，以弥补这些缺陷。《民法总则》中“非法人组织”的概念存在内在矛盾，不是一个成功创新，非法人组织的本质就是法人。信托也是隐蔽的法人。法人是社会自组织的工具，立法机构应在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元分类下，将各类“非法人组织”纳入两类法人。应当将非法人组织（合伙企业）赋予法人资格，改造为无限公司。民法典最终应废止“非法人组织”的概念。民法典不应吝啬法人的供给。

简介：我国《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该法涉及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规定仅一条。由于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和无形财产权,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其地位日益重要,未来在《民法总则》修订中需要对知识产权制度设立专节规定。针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定,需要在知识产权的定义、知识产权的范围和内容、知识产权取得和行使原则、知识产权限制等方面进行补充与完善。

简介：在我国《民法总则》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总体上未处于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因其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方面均较模糊,因而不是独立的裁判规范。但其为民法总则乃至民法典的目标、任务,不妨碍其中的平等、自由、公正、诚信等核心价值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总则》关于个人信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属于指引性、“法源性”的条款,具有时代气息、初步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引出制定具体规则的任务。承认宗教活动场所（组织）等团体的特别法人资格,将非法人组织作为第三民事主体,专设危难相助的特别制度,在特定情况下民政部门被首选为监护人,等等,这些都立足于中国现实、关注并解决中国问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值得鼓与呼。

简介：一、《德国民法典》的模式及我国立法草案的选择（一）《德国民法典》总则的内容结构民法典总则为民法之一般而抽象原则的归纳和汇总，在民法典中设置总则，为《德国民法典》所独创，并为以后很多大陆法国家民法典所借鉴。

简介：近现代及当代民法对于是否于民法典之始设立总则编,存在罗马式编纂体例与德国式编纂体例的迥异立场。设置民法典总则编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因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民事法律行为是私法领域最高程度的提取公因式的结果,所以我国以意思表示为中心概念,经由多层次的抽象化过程而建构民法（私法）总则,是适宜的、恰当的,由此应对我国现今积极制定民法总则给予肯定性评价。民法总则立法是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前置性工作。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民法总则（草案）》尽管结构体系简洁、清晰、明了,但仍缺少对一些重要事项如民事权利的行使的限制、民事义务、戏谑行为、隐藏行为及无效行为的转换等的规定。另外,该《民法总则（草案）》不启用“法律行为”概念而仍然使用“民事法律行为”一语,以及未能依据现今新时代的特点与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而启用“错误”概念,却依旧使用“重大误解”的概念及规则体系等,均值得斟酌并加以改进或完善。

简介：对于采取法典化模式的商事立法而言，法典总则的内容布局以及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关系协调机制，涉及到一部商法典的整体容量和规范原理的取舍，历来是商法典建制所需考虑的重要环节，1807年《法国商法典》[1]首先进行了尝试。但随着法国社会的变迁、商业环境或商业运行规律的新陈代谢，《法国商法典》也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近些年更是做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本文拟结合《法国商法典》总则的历史演进，对现行商法典总则部分进行述评，试图明晰法国商事法的规范理念，揭示法国法典化的基本观念。

简介：固守法人概念、变革法人分类模式是我国《民法总则》法人制度的重要特点。其中,固守法人概念既是历史传承使然,亦是建立完整法人制度逻辑起点的需要。它蕴含的法律方法论的综合,是变革法人分类模式合理性分析的工具。《民法总则》采用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具有完整的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思维过程,传承了《民法通则》分类方法的基本思路,集合了30年来我国法人理论、立法和司法融会贯通的法律成果;而特别法人的一般性规定则是巧妙和睿智的安排。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式蕴含在《民法总则》的条款里,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民法总则》的法人分类模式是当下之最佳选择,其发展演变的趋势是更新涵义的社团与财团分类模式的采用。

简介：非法人组织作为民事主体需要满足以下要件：有特别法对于具体组织类型的规定;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经登记或批准;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具有主体独立性。业主委员会可以取得非法人组织资格。非法人组织和＂其他组织＂是不同的概念。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属于非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可以具有独立的财产权,但是《民法总则》并不要求非法人组织必须拥有自己的财产。应当区分非法人组织对自己财产的财产权与出资人（设立人）对非法人组织所具有的权利。取得非法人组织资格可以产生财产区隔的效果。非法人组织债务承担规则中的无限责任仅指出资人（设立人）对于非法人组织的债务最终承担无限责任。非法人组织对于其出资人（设立人）自身的债务仅承担有限责任。

简介：《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的“通则思维”危害极大，“民事权利章”是其典型表现。在民法典分则会对各项民事权利作详尽规定的预设之下，没有必要再设“民事权利章”。《民法总则》在人格利益保护方面，采行了人格利益保护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之模式，个人信息保护则采行为规制模式，这均应予以肯定。“民事权利章”之中的现有财产权规定应予删除，以免出现财产权规则分置于总则和分则的局面。荣誉权之规定也应当删除。

简介：《民法总则》＂民事责任＂一章对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形态作出一般性规定,吸收了《侵权责任法》对多数人侵权行为责任分担方式的立法经验,写入了多数人侵权的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结合《侵权责任法》等单行法在适用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应当承认民事责任形态类型的归纳,需要充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对部分连带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等责任形态的现实需要,在立法设计和司法解释上既要维护民法体系的完整性,又要兼顾本土实用性和立法前瞻性的要求,实现民法总则与现行法内容的现实对接,也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等分则内容的立法设计提供科学指引。

简介：<正>台湾现行刑法《中华民国刑法》是国民党当局于1935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1日施行的,迄今已经历过四次修改。大陆现行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79年7月1日制定,7月6日公布,并于1980年1月1日施行的,近几年来也作过数次重要的修改和补充。显然,两部刑法的阶级罹性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作为具有共同法律文化渊源的成文法典依然不乏共同之处。在海峡两岸结束40年隔离状态而逐步开始交往的今天,对两岸的刑法作法律层面的比较研究,实事求是地详析它们

简介：我国《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首次将"决议行为"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类型纳入立法规定当中。与合同、共同行为相比,决议行为在主要适用领域、意思的形成和表达方向、调整的法律关系、效力范围等方面都有其显著特性。基于决议行为是由成员人数众多的团体作出的,考虑到效率价值,其意思形成仅要求人数或资本"多数决",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意思一致相比较为宽松,因此正义价值对决议行为在形成程序、成员表决意思、"少数者"的权益救济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促使决议行为的意思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所有成员的共同意愿。我国立法也对决议行为的主要表现形态,包括决议事项、决议程序、决议主体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尽管决议行为的意思形成有其特殊性,但其生效要件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具有一致性。不过,在效力瑕疵类型上,《民法总则》第六章第四节只是明确规定了无效和可撤销两种,在此应借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确认的决议不成立之诉,将决议行为不成立这一效力瑕疵类型理解为现行《民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的默示性规定,确定决议行为不成立、无效、可撤销的"三分法"格局。另外,决议行为作为团体内部行为,它的成立、生效与否不影响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简介：《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可以从政治决定与政治推动、立法进程、学者和公众参与三方面进行阐述。《民法总则》在承继《民法通则》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又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其规定具备体系性与合理性。《民法通则》以来的中国民事立法,曾受到德国民法和前苏俄民法的影响,但是探索和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民法总则》的制定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提升了公民的人身权地位,实现了维护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与财产权平等保护之间的合理平衡,充分体现了保护个人信息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时代特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以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的发展理念。

简介：《民法总则》关于代理的规定，是在民事法律重述意义上展开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现行法紧扣以本人名义实施行为和代理权这两个代理的基本构成要素，逐步建立起代理制度之个别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其中主导原则为私法自治，而体现协作作用的则为信赖责任原则，后者经由表见代理等个别规范的建立而被具体化。《。民法总则》通过整合，将其意义脉络更为清晰地内部体系化，但其工作并不彻底。这些整合或创新的缺失，有的可经由解释或法律的续造予以弥补，有的则因法政策的不确定性而可能成为立法的遗憾。

简介：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民法典的连接,在近现代民法典编纂活动中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其＂范式＂选择尚在探讨之中。由于财产权类型的扩张和财产权体系的重构,有必要在民法典中设立＂财产权总则＂,其任务一是对包括知识产权、商事财产权在内的财产权制度作出统领性、整合性规定;二是使知识产权归属于民事权利体系,但避免在民法典中平行移植相关规定。＂财产权总则＂中的＂知识产权一般规定＂,主要涉及权利属性、权利客体、权利本体、权利产生、权利效力等私权性规范。

简介：《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首次规定了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规则。该规则包括四个构成要件,即救助人出于自愿实施救助行为、受助人处于紧急状态、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救助人的救助行为与受助人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且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当解释为仅限于救助人存在一般过失,若救助人存在重大过失则应承担侵权责任。救助人重大过失可以类型化为因救助不当违反注意义务的侵权责任与违反先行行为所产生的救助义务的不作为侵权责任。在救助人因其重大过失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若救助人造成的是受助人新的损害,则与原侵权人各自承担单独侵权责任,若救助人造成的是受助人损害的扩大,

简介：就我国民法典应否设立债法总则的问题，学术界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并各自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债法总则作为统帅债法规则并指导债法适用的总纲，应当为我国民法典所确立。这既是债法总则的功能使然，也是由风险社会中的民法定位决定的，而且还是我国民法典借鉴域外同类立法经验的理性选择。我国未来民事立法过程中，应当努力修正债法总则与《合同法》总则及《侵权责任法》总则之间的关系，使后两者适应债法总则存在及适用之需要而做相应的修剪与调整。在我国民法典之债法篇的具体安排上，应当将债法总则作为单独的一章列于债法篇之首，并依次规定各种具体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