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比特币自诞生以来备受争议,金融监管部门和理论界往往以比特币潜在的金融风险和涉及比特币的互联网犯罪为理由否定其货币属性。然而,从当前货币法理论的发展和比特币的功能出发,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应被肯定的,同时比特币引起的对现有法律制度和货币政策的冲击也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

简介：随着地方法治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各界对地方法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并试图探索出一种诸如GDP、GIP、幸福指数等可以具体用数字来量化的手段评价地方法治的发展状况。在此情况下,香港于2005年在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倡导和赞助下得意开展和实施香港法治指数研究。北京市在2005年11月以《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始了城市法治建设状况评价理论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浙江省余杭区于2008年发布了我国内地首个有关区域法治的评价体系“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

简介：在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工作中,根据物证笔迹查找犯罪嫌疑人,是重要而有效的途径.目前,笔迹检验主要是根据文检人员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分析综合笔迹检材和样本的笔迹特征,排除嫌疑人或认定作案人,这是一种定性分析方法,非常重要,但笔迹检验不能只局限在定性分析.数学方法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严格的程序化步骤和简明精确的表达方法.为使笔迹检验的方法更科学,结论更准确,更有利于出庭作证,我们在笔迹鉴定过程中广泛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迅速准确地得出鉴定结论,为侦查破案提供重要依据,丰富和发展笔迹检验的手段和方法.

简介：环境司法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如何有效评价司法公正在环境案件中的实现情况则是研究的难点所在。目前,国内外的法治评估实践从整体和宏观维度上对司法公正进行了量化评价,但尚无法在微观维度上实现对特定领域的精准分析。根据司法公正的一般理论和环境正义的特殊要求,运用统计学方法,以全国范围内的环境侵权一审判决书作为样本,将污染受害人＂诉讼请求支持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为货币化和非货币化两个方面）,将案件中的相关因素（包括实体性因素和程序性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对环境侵权案件中司法公正的实现情况进行量化评价。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环境侵权案件的裁判结果受到当事人身份、数量、案件发生地、审判期限的显著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污染受害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充分性与公平性;法官的司法能力及相关理论学说也亟待改进。针对其他类型的大规模侵权案件,本研究在方法上具有借鉴意义,有助于推进大数据条件下民事司法的＂分类诊断＂和＂精准研究＂,是对目前法治评估体系的有益补充。

简介：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但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电子产品犯罪、扰乱社会秩序是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重大隐患,而电子证据就是此类案件中重要的证据。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类型,需要符合自身特点的证据规则。分析京津冀三地的样本文书发现,在刑事裁判文书当中对电子证据采信的论证说理不够充分,为此建议确立体系定案机制,形成物理空间相互印证、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印证和虚拟空间的相互印证的三个层面。提出构建电子证据量化采信标准,给每一个电子证据设定分值,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加减分,将结果与设定标准相比较,确定是否采信。

简介：<正>盗窃罪作为单纯的财产犯罪,其盗窃财物数额的大小,是表明其行为社会危害程度轻重的重要标志,一般情况下,盗窃数额与社会危害程度成正比关系,因此,我国刑法第151条、第152条把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作为定盗窃罪和适用法律的必要条件。在共同盗窃犯罪中,盗窃数额包括:盗窃总额、参与盗窃数额和分赃数额。而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主要涉及参与盗窃数额和分赃数额。

简介：在当今社会大力倡导降低未成年人案件羁押率的背景下，鉴于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其羁押率并不是越低越好，尤其是并不必然应当低于成年人案件的羁押率。未成年人“羁押率”高的原因在于国家较之成年人案件往往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介入的范围更加宽泛，其中人身拘束措施作为非常有效的一种干预手段，不仅要承担保障诉讼的功能，同时还有教育、辅导、考察等功能。应针对未成年人不同性质的行为，明确国家责任，改变过窄的司法保护模式，尤其对于社会危害性很大的校园欺凌问题，应采取更有进取心的司法干预措施。

简介：<正>上述六个统计指标,其资料分别来源于国际刑警组织的《国际犯罪统计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世界银行图表集》;联合国国际劳工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所属时间是1983年。经过运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犯罪率的高低受其历史的悠久,国民的富裕程度,人口过剩等因素的影响,这种说法有待深入研究。统计分析指标显示:五种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都十分微小,理论上甚至可以说没有影响。

简介：随着“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政策的提出，调解从上到下正进行着一场复兴运动。“重调轻判”、“以调代审”、“久调不决”、“模糊调解”等不当调解行为，加之民事纠纷数量的迅猛增长以及约束调解程序制度的缺失，民事案件调解率的上升并未缓解不堪重负的执行压力。当越来越多的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调解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也如同判决一样出现了“执行难”的问题。本文基于诉讼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现状的考察，对不当调解的概念及类型进行了界定与划分，进而多角度考察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规制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