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英美新批评、接受美学、诠释学、现象学等西方文论的兴起,文本(特别是文学作品)意义的解读日益重视读者的阅读体验,文本意义也因作者与文本的对话而建构。关于文本多元解读的理论基础,有论者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观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诠释学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接受美学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1]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在语文阅读教学中人们提倡文本的多元解读观。它主要是指在教学中以教学文本为凭借,师生基于各自的主体性身份共同展开多重对话、多元解读。语文阅读教学不再满足于以往唯教参、唯专家的一元解读,不再满足于先入为主的“标准答案”。文本意义的未定性,读者经验世界的多元化以及语文新课程改革对诠释权力的让允,释放了阅读主体性,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丰富、深入了,批判性思维光芒闪耀,课堂面貌焕然一新。不过,为了防止阅读教学中出现文本意义的认识偏差,人们在倡导多元解读的同时,纷纷主张“多元有界”或“多元有度”。多元则多元,到底“界”在哪里,学界至今仍议论纷纷,论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将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简介:本文通过调查一个儿童芊芊从1岁4个月到3岁3个月自然语言产出的语料,研究汉语动力型情态动词的早期习得过程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芊芊从1岁8个月到2岁6个月期间开始习得动力型情态动词,“会”最早习得,“敢”、“能”、“要”、“可以”和“肯”随后习得,情态动词的习得顺序与其使用频率之间存在部分相关性;(2)芊芊最早习得动力型情态“能力”意义,然后逐渐习得了“勇气”、“意愿”等意义,但却没有习得“善于做某事”和“有把握做某种判断”的意义,此外,早习得的情态意义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3)情态句的句型呈现逐渐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句法结构呈现逐渐复杂化的发展趋势;(4)影响动力型情态动词早期习得的因素,除了动力型情态动词自身的特征外,还与看护者的语言输入特征以及儿童心理理论水平有关。
简介:文章从多元认知的角度讨论如何看待非汉字圈留学生汉字书写过程的问题。我们将留学生汉字书写过程经摄像观察再转为文字,历时3年。摄像记录包括从短时记忆(看字写字)到长时记忆(心理词汇的提取)的汉字书写过程。观察发现每个留学生都有与中国人不同的汉字书写方式,但这种方式不影响最后的汉字成品正确,也不影响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书写方式?文章提出:从多元认知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留学生汉字书写过程,承认其学习过程的差异,并且呼吁对外汉语研究者和教师应该首先具备接受和包容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学习过程差异的心态,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对待留学生的书写习惯或方式,而不是按传统习惯将此界定为“错误”并加以细致的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