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伤痕文学”这一文学史命名背后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伤痕文学”概念的出现本身就与新的时代话语体系密切相关,显示出国家意识形态对“伤痕文学”有意识的规划和建构。新的历史逻辑在“伤痕文学”这一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伤痕文学”在命名的过程中,还把一些反映“文革”结束后迎接新时期到来的社会情绪的作品,纳入到了自身的话语装置中。写“伤痕”的文学作品反抗的都是已经过去的政治秩序,控诉的是“文革”和以“文革”为代表的强权话语。但这种抗争和质疑都在政治“新时期”划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展开。“伤痕文学”是以“文学”与“历史”的名义进行的文学史建构,但并不能因此就让“伤痕文学”话语成为表述新时期文学的自然前提,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文学史命名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并对文学书写与特定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由此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必要的参照坐标。
简介:1.当下的境况产生于八十年代的国内先锋诗歌,一开始就被沉溺于习惯的评论家与读者,以权威话语给予形式主义的批判性界定。的确,国内先锋诗歌首先是在形式上作出探索的姿态,它急切地表现出对强加的陈旧形式的抗拒。它对开放国门奔涌入来的国外20世纪新的诗歌流派形式表现出有点不成熟的热情,以致它自身在短短数年间形式不停地更替,却一下子难以有某一种形式上更完美文本的建立。但不管如何,它的出现与存在,已经将中国诗歌的一部分推进世界的总格局中。当下的境况如何呢?我注意到一种表明是站在精神立场上高唱道德与良知的论调,正用夸张的言语陈述物欲的泛滥现
简介:假如'9·11'事件的电视画面没有解说,人们会认为这又是好莱坞的一部大制作影片.但这次不是电影,它以惨烈的方式再现了大众文化中人类无数次的自我毁灭的想象.这次袭击,从本文的角度看,揭示了当下语境的两个主题:一是文化,二是身体.首先,在视觉形式上,'恐怖主义分子'采用的是好莱坞的文化方式;第二,在内容上,他们以自我和他人身体的毁灭书写了对美帝国主义文明的仇恨.这种仇恨,无论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如何辩护,文化的冲突已经从理论走向了现实.无论是'9·11'事件,还是发生在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的耶路撒冷的人体炸弹,都以血腥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生存--或者说身体作为我们时代的文本存在形态.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降,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大众传媒与文学的关系,于是,报刊、杂志、书局、稿费等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文学制度及其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既有的研究在我看来并非是一种“完成时”的样态,这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深入:一、大众传媒的普及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且也在新的层面上进一步‘解放”了文学;但是,大众传媒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已有的研究大都局限于纸质的传媒,而机械电子传媒技术的日益廉价给予文学的影响就是一个未曾充分展开的话题。比如,电影的进入对现代话剧所生产的影响就是一个还需要纵深展开的课题。二、既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叙事类的文学;
简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观念中,文以载道无疑占有支配的地位。不管时代怎样更换,道的含义怎样修正,它总是基于一种公共理解和群体意志。中国文人担当历史,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都能找到一种极端的表达形式。集体话语比个人话语对知识分子更具有诱惑力。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上,对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从未有过根本的质疑和颠覆,而中国现代文学也正是从担当着民族道义的一次次群体运动中走过来的。而这种书写模式和话语方式却始终是以取消个人为代价的。在这种写作中,历史、公理、民族道义,人性本身具有某种不容置辩的压迫性,他威逼着写作主体,使他屈服于一种公共的理解;或者,它提供一套廉价的价值观念、审美态度,使书写者轻易就范从而自觉放弃对存在世界的探寻。而其本质,是与一种权力话语、群体话语达成默契,并最终使书写者在审美理解上不思进取和无所作为。80年代的书写方式也在确证着这一点。而从历时来看,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抑或寻根文学都诉诸一种公共的价值模式。这种公共价值模式的诉求在其物质形式上就必然以集团主义、运动主义表现出来。因而,就共时而言,80年代正是一个集体主义运动风起云...
简介:<正>一小说的话语和意蕴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尽管在一部作品中它们紧密交织在一起,当我们在阅读和分析时难以机械地把它们硬性分割开来作解剖式的展示。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阅读中,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它们分属不同范畴而存在着。读小说不同于看美术或听音乐,让欣赏者直观艺术世界。在小说中,总有一个人在向读者讲述,不管这个叙述人处于什么位置。读者只有首先倾听叙述人的话语,然后才能把握小说的意蕴。“话语是内容(所发生者)籍以被传达的手段”。对话语层次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从发生者来看。在小说中,叙述人可以运用多种手段:站在不同的视点,设置不同的环境,塑造不同的人物,组织不同的结构等去进行叙述。这些
简介:本文旨在分析晚清乌托邦小说作为一个"话语形构"的产生过程,讨论生产这个"乌托邦话语"的操作模式:"公共领域"与文艺报刊的关系。瓦格纳(RudolfWagner)依据近代中国历史语境,重新厘定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公共领域"的概念,敏锐地指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是由上层(清廷)至下层(平民)所组成。依据上述的理论框架,本文讨论晚清乌托邦小说是如何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连同文艺报刊是如何作为舆论平台的问题。本文以《月月小说》及《竞立社小说月报》出版的乌托邦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与清廷上层对话的关系。由此展示"新中国"是如何在叙述过程之中成为一个被建构的概念。这种展示舆论的生产过程,将成为研究晚清"乌托邦话语"形成之另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