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樊星在《再谈告别20世纪》,(载《文论报》1995.12.15)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最触目惊心的悲剧是党同伐异。因此,在世纪末反思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是牵动人心的重要主题。在文化挣脱政治的争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讨论,宽容、宽松的呼声中,都可感受到这主题的存在。如何在深入民间与保持独立人格之间,在干预生活、关心政治与超越党同伐异之间,在肩负文化使命与调整文化心态之间,在吸收新潮与承继遗产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个血泪凝成的世纪性课题。一般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很难。浮躁情绪和“唯我独尊”的偏狭不知坑害了多少有才华的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浮躁不安,当代人已来到一个转折点上,以经济竞争取代政治斗争;以百家争鸣取代“一言堂”;以兼容并蓄取代党同伐异;以豁达
简介:实话说,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再三犹疑并且羞愧。因为身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纯粹从“知识”角度而言),我和黄灯一样都清晰地感受到,在当下,“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个不再与真实生活和生命体验发生联系的空洞概念。不要说它已然不具备反叛压制、为民请命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就连其最底线的功能——反哺自己来处的知识谱系与精神体系——也成了难以企及的标准。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这里面固然有某些社会和历史原因,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充任了“污名化”的主体:从角色认同的自我疏离与断裂,到人文道义的隔膜与回避,到价值失范的默认与漠视……这一切都导致“知识分子”的内涵不断被抽空和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