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广西是多民族地区,除汉族外,还有十一个少数民族。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广西约有四十四个民族民间曲种,其中少数民族约有21个,占全区曲种总数的47%弱。广西少数民族曲艺(或通称“说唱艺术”),一般地说有唱的,边说边唱的,似说似唱的三类,壮族曲艺品种最多,如“末伦”、“谈涯”、“十牙”(译音,又叫“甫牙”)、“堂煌”(译音,又叫“唐王调”)、“唱天”(译音,又叫“弹叮”)、“八音坐唱”(又叫“八音”或“八音鼓”)、“唱师”、“蜂鼓”(又称“横鼓”)等,形式灵活多样。瑶族的曲种“铃鼓”、“乐春鼓”、“叮咚隆”和“吉冬诺”(瑶族中的花蓝瑶族系叙事歌的说唱曲种);侗族的曲种“琵琶歌”(其中又分“嘎锦”体叙事琵琶长歌、“嘎常”体叙事长琵琶歌和“嘎常”体抒情琵琶歌三种)。
简介:词是配乐歌辞。词所配之乐主要是隋唐时期从边地、外域各民族传人的燕乐以及魏晋以来一直流行的清商乐,即是隋唐燕乐与中国本土音乐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可见,词是一种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文体。词之调名——词牌的命名就是在这一文化土壤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初词牌多出于词作本意,它与汉魏乐府命名相似,以所咏之事、物为题,陈呖《乐书》云:“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实而号之,非有深远难知之义也。”①所以,词牌多以相关人名、地名、风物、人情、音乐、舞蹈、语言等等为名。古典词牌多沿袭唐代,唐代以后有诸多增益和变化,并有许多词牌失去命名之本意,因而对古典音乐性文学——词的调名进行探源性研究,会发现其间所含的文化底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词这一文体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求古典词牌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蕴。
简介: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呈僵化的析解。在文化理念上,长期以来我们遵循多元一体的观念,这是与主流文学学科同构的阐释,而多元共生则是突破既有规范和界限,对被挤压和放逐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以兼容,这种文化立场并非是对于多元一体的摒弃,而恰恰是对其不足的弥补。因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对象的丰富复杂与层次性,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并存,且同样活跃,这需要方法上口头诗学与书面诗学的结合,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并进。这些是我们反思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区别于主流/经典文学学科的独特之处的起点,也是开拓其独特发展空间的契机。
简介:明清时期,竹枝词中书写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题材、主题呈现出“异域”及族群想象倾向,文人以竹枝词的范式书写了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细节、文化生态等。在比较文学视域下分析竹枝词中建构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可以了解书写者对异己的书写策略、书写心态与文化认同,并探索竹枝词文人如何运用寓居、游记、追忆的滇地体验书写云南少数民族形象及深层文化意蕴。竹枝词中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书写,不仅记录了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彰显了文人借由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竹枝词书写.对跨文化交流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构筑,体现了一种自觉的身份认同,可更好地认识异质文化间的少数民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