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在原始经学时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且完整的经学诠释学命题。关于这个诠释学命题的提出,孔子是受动于血缘宗法制信仰的推动。而没有给出逻辑的论证,因此孔子以一个独断论的诠释学命题封闭了“六经”文本。把“六经”负载的意义在绝对的遵循中诠释为绝对真理——周公礼乐制度,同时也为自己塑造无冕素王的圣人形象提供诠释学意义上的必要性准备。西方基督教的释经学关于《圣经》的诠释有着重要的自解原则,中国经学诠释学对“六经”或《十三经》的诠释也有着在信仰上构成的自解原则。而经学诠释学自解原则告诉我们,“述”的字义与词义是“遵循”.“作”的字义与词义是“制作”与“兴作”。杨伯峻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过度诠释为“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从而把一个经学诠释学命题降解为文学诠释学命题。
简介:九十年代以前,学界大体认王元化是学贯中西的文艺理论家。然学界大多忽略,真正纵贯王元化文论演化七十年的思辨方法,是源自前苏联的"日丹诺夫主义"。王元化撰于1939-1940年的《鲁迅与尼采》、《现实主义论》证明"日丹诺夫主义"是其初述文论的理论基点。以1943年为时间起点的"第一次反思",表明王元化开始质疑"日丹诺夫主义"有掩抑作家人格力量之嫌,但并未提升到方法论水平去否定"日丹诺夫主义",这就为其六十年代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时全线复活"日丹诺夫主义"埋下伏笔。1976年王元化从黑格尔美学觅得"知性不能把握美"与"情志"两大命题,本可在理论上一举掀翻"日丹诺夫主义"的文艺"本质论"和文艺"功能论",从而成为改写中国现代文论史进程的领军人物,但因其当年受囿于"日丹诺夫主义"的那块反映论哲学短板,故痛失历史机遇。
简介:自诩“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章学诚遗书》卷二九《上钱辛楣宫詹书》)的章学诚,虽然近代声名大噪,如日中天,但于考据之学盛行的18世纪却是另外一副面目,他在《文史通义》卷四《知难》篇中描述自己“知难”的境遇时,称“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后来治章氏者并没有深究这段话的丰富内涵和它在章氏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这段话可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在考据风气影响之下,章学诚孤独无助、知音难觅心态的反映,这种不为世人所理解所接受的论述于章氏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在《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说:“辈朋征株,不特甘苦无可告语,
简介:在西方比较文学界,形象学早已不是陌生概念;它的历史已经不短。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日益关注这一研究方向。孟华的不少译介文章及其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一书,无疑为这一研究方向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贡献。然而,当前一些专著和教科书中对形象学的历史、方法、特点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介,似乎还有一些值得补充的地方。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继续介绍一些形象学文献。本文是狄泽林克(HugoDyserinck)1977年版《比较文学引论》(Komparatistik.EineEinfizhrung)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三节:“比较文学形象学”(“KomparatistischeImagologie”)。这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纲领性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