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世界体系理论对考察和评判后起发展进程中的外部结构因素提供了有价值的整体视角和诸多理论性启发,但并不能圆满处理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即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问题。证之以战后台湾发展的历史经验,其未赋予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核心国家政权以应有理论地位的缺陷更形突出。参照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些提示并针对其不足,本文强调战后台湾发展的外部条件中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国家政权的地缘政治行为,而不是核心资本积累的经济逻辑;进而提出扩展'三边联盟'的主张,即在发展研究中必须全面考察核心的国家政权和跨国资本、边缘的政权力量和当地资本这四个依附关系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和行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揭示台湾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和历史特殊性。
简介:一、方志学应还其本义。“方”即地方、区域,“志”兼有知和记的双重意义。方志学是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的科学。我国方志学历来就主张记述一方,必须认识一方,即主张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二、本届修志热潮的出现,是以区域研究的客观需要为背景的,中外区域发展研究的崛起,其相互影响,将促进我国方志学水平的提高。三、方志学具有高度务实的品格,必须以地方志为依托,要研究地方志和方志编纂学,但方志学仍应以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四、方志学的理论框架以“区域”和“发展”这两个概念为基础。“区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人类生存和活动一定空间的抽象。方志学的“发展”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的、任务和方法论的全部内涵。方志学主要研究如何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般规律,它统辖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目录学、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等学科。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把方志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方志工作者要勇敢地承担历史赋予的开拓性任务。
简介:常熟乃吴越古城,自隋朝以来,即定为此名,其历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常熟有琴川虞山,水环山绕,人称'十里青山半入城',是个地灵人杰的所在。常熟自古以来,即人才辈出,文化积淀深厚;加上当地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迅速,相应的文化教育事业自然就有了发展的社会基础。这一点从明代常熟科举中第者甚众就可以看出来。而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兴盛,也使得藏书事业有了发展的空间。明代常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书家,他们不仅致力于搜罗典籍,精心庋藏,而且还将所藏部分书籍精校,纠正其谬误,同时还精抄精刻,使其化身千万,造福于读书人,其功甚伟。以下即略述关于有明一代常熟藏书事业及文化事业的主要特点。
简介:<正>清朝统治者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它很快地吸收了汉文化管理社会的一套机制,竭力革除了这套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并把宋代即为统治者利用的家族宗族制度加以发扬光大,作为家族宗法制度的经济基础的义田就成为清政府致力提倡的对象。雍正帝积极阐扬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鼓励宗族“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庄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就是要用宗法的经济基础——义田财产作为联系族众的工具。乾隆皇帝南巡到苏州时曾亲自去范仲淹祠堂察看,赐其园曰“高义”,并亲书匾额,又赏赐范氏后裔以貂币。清政府又规定:“义田如逢歉收,一概停捐,义田应完钱粮,州县官垫捐”。封建士大夫也积极总结过去义田发展的经验。方苞认为:“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亩,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衍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
简介:放眼古今中外,随着时代的变迁,会出现不同模式的家族形态,家族为了求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多少适应当时所处的大环境。今日台湾"经济奇迹"奠基于清朝和日治时期,固然为顺应时代潮流,各时期的政府所采取的相关政策并不一致,居于主导部门的产业亦异,从而出现于政经界的风云人物乃至大家族也不一样。台北自1684年以来,逐渐发展,到18世纪后期成为北台湾之经济重心,1885年台湾建省后,台北更是全台政治、经济之中心,亦为人文荟萃之地,因此曾出现不少举足轻重的名门望族。而艋舺吴昌才家族在清代以开垦起家,后从事两岸贸易,到日治时期开始转型经营近代企业与金融业,也成为总督府评议会员,其势力一直延续到二战后,或可谓为台北市传统家族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