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市治理的水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城市要发展得又快又好,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方式,但是在城市公共事务日益繁杂的今天,现有的由政府独自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的单中心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治理的需求,因而有必要引入多中心治理来提高我国城市治理的水平,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简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资源配置呈“倒金字塔”结构，农村食品安全基础设施最为薄弱，检测力量分散，检测手段落后，检测周期长。因此，加强农村食品安全工作，转变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方式，实行动态化监管，是当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简介：目前衡量政府机构的治理水平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经验性方法，现有测量国家治理指数的方法都有所不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概念的问题——即研究者对什么是高质量的政府并没有达成共识。本文从四个方面来讨论如何测量治理水平：（1）程序性测量，比如官僚系统现代化的韦伯式标准；（2）能力测量，包括资源和专业化的程度；（3）产出的测量；（4）官僚自主性的测量。本文不赞成在测量政府治理质量时使用产出性指标，而建议采用一种综合式的，考虑国家能力和自主性的二元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可以解释为什么低收入国家应该降低官僚自主性，而高收入国家则应该强化官僚自主性。

简介：2013年,是十八大后的开局之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做出了更加周详缜密的系统规划。提炼这一年学术研究与治理实践的关键词,全面改革和治理转型当是首选。其中,科学釐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和治理转型,无疑最为引人瞩目。国家治理重心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改革次第展开,新政气象已现端倪。观察和总结十八大后这一年的

简介：近年来，上海市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充分发挥党建统领的优势，通过打造志愿团队和培养”群众领袖”等方式，把社区建设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简介：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简介：《晏子春秋》给我们讲述了晏子治理东阿的故事。头三年，晏子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了，老百姓没有挨饿的。但是．景公召而数之日：“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

简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在党的决定这样的高层次上首次提出的重大论断，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总目标明确了定位。

简介：金融操作风险虽然形式多样，但在我国，却主要表现为金融业高管腐败的日趋严重、金融业违规操作的日益严峻、金融违法犯罪的日益猖獗和操纵证券市场的屡禁不止。而监管体系结构的失衡、监管治理机制的薄弱和监管规则的相对滞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则是根本的症结所在。总之，我国金融操作风险的有效防范和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不仅需要进行监管制度创新，统一金融监管权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且应当健全金融法规体系，发展金融同业公会，以构建政府掌舵——市场约束——社会参与的新型金融监管体系。

简介：被称为“房警”的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局党委委员赵海滨，其名下和其公司名下有192套房产；陕西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有45套房产；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副局长翟振锋有31套房产……“房多多”们如此腐败、如此横征暴敛、如此疯狂地侵吞、掠夺紧缺的房产资源，除了腐败原因，更有困家对房产资源配置规则政策上的“弱智”与不公!

简介：人均GDP正接近5000美元的中国,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也进入了＂增长陷阱＂密布期。空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贫困性增长陷阱＂之虑和＂非均衡性增长陷阱＂之忧;时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低福利、低消费陷阱＂之困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险。发展经济学在揭示＂增长陷阱＂这一现象后,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即收入分配治理。中国在＂陷阱＂密布期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依靠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内外兼治,差距与不公兼治,彻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即国际上顺势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国内则需多种手段兼用,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简介：选择匹配的治理工具对实现环境治理目标至关重要。环境信息工具的重要性源于环境治理方式的变革和软法机制的兴起，其效能发挥取决于问题意识、情境要素与目标群体的相容程度。收集工具、流动工具、识别工具和补强工具等信息工具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应进行慎重比较和权衡。在既定领域内，信息工具是对传统命令控制工具和新兴市场工具的恰当取代或有益补充。以信息工具视角对环境法律制度进行检视．就会发现它们存在一些缺失、不当或错误。按照匹配和一体化原则．完善相关制度措施．以弥补缺失，修正不当或错误，达到解决现实问题和实现治理目标的统一。

简介：软法的兴起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密不可分，当传统法秩序不能满足治理需求，需要新的法律工具应对多元协商与博弈竞争的社会现实之时，软法的兴起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软法理论在经过漫长的准备期后，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展，并在进入新千年之后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从西方经验可以看出，无论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抑或国内治理维度下，都有众多的软法实践探索事例。这些软法实践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呈现软法之治的多元化、多样化，用一种直观的方式解析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根源以及治理工具的选择。

简介：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危机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引入气候安全因素。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态势令人堪忧。我国不仅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下,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

简介：近来。雾霾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牵动着公众的神经，也引发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有目共睹，然而大量环境隐患也因此产生．如今隐患已进入爆发期。数据显示：我国四分之一国土持续雾霾，六成地下水污染严重，1．5亿亩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空气、水、土壤，我们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正在遭遇空前危机。

简介：本期“大气污染治理篇”，聚焦大气污染顽疾。宁淼、王金南详细解读国务院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勾勒出治理大气污染的整体框架；王毅从联防联控的思路出发，阐明如何进行区域协作治污；岳欣剖析了国五排放标准发布后，对汽车、石化行业和环保部门所带来的影响。

简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导干部管理制度或者说“洽官”制度是我国总体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若“治官”得力，则治国理政有序，党风政风肃然，党群干群和谐。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必须以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为有效“治官”汇集更多制度助力，为国家治理和反腐倡廉形成更多整体合力。

简介：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型,呈现出干群关系“脱嵌化”、乡村治理去政治性、去规则化的三重特征,这表明了乡村社会中私人性治理的到来.要理解乡村治理逻辑的转变,务必将其放在税改这一制度性背景之下,资源获取方式的改变构成了乡村社会私人性治理的外在动因,治理责任的丧失成为了私人性治理的内在动力.私人治理不仅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也把乡村引入了趋于陌生化的社会.

简介：亚洲将在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随着亚洲各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很多学者认为权力从西向东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未来亚洲将成为世界的领袖。美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美利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Acharya）基于对历史的深入考察，认为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大国都未能获得在本地区成为领导者的足够合法性，它们的大国雄心与参与全球治理之间存在冲突。他建议，亚洲各大国可以通过更多参与地区论坛做好准备，以便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加强有力的角色。包括气候变化、能源、流行病、非法移民在内的诸多全球问题都根源于亚洲。通过在地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联合治理，亚洲大国可以制约其竞争对手，得到邻国的支持并获得相应技能。这种技能可以使亚洲大国以领袖的地位和实力，在全球治理中做出重要贡献。本文发表于英刊《国际事务》2011年第4期，原题为《亚洲能领导世界吗？21世纪的大国雄心和全球治理》。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简介：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