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相识陈瑞献先生,纯属偶然。那是整整20年前的机缘了。20年前冬季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武汉大学同窗徐锋的一个电话。徐锋在电话里吩咐我:乘明天早晨的火车去上海,必须去。缘由是徐锋将代表长江文艺出版社,与上海《文学报》社联合举办《陈瑞献选集》首发式,以及还有不少位上海艺术家参加的陈瑞献先生作品研讨会。陈瑞献是何许人也?为何我又必须去上海?前些年,武大的同学中早有传闻,说是徐锋在武汉开公司发了财。发了财的人上天入地自

简介：杜拉斯作品弥漫着浓郁的东方情结,＂东方＂这个在其文本中几乎缺席的语汇却像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幽灵盘桓不去。作为在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出生并长大的法国人,杜拉斯文化身份的暧昧决定了她写作立场的暧昧。东方主义复杂矛盾的双重表现在于作者一方面逃避童年亲历的＂东方事实＂,另一方面又通过回忆和想象重构了她所认识和理解的东方：＂印度＋支那（即中国）=印度支那＂,这也是西方人对东方固有的一种简单化的认知范式。本文将通过杜拉斯文本中对印度支那、印度和中国的描述和建构来揭示杜拉斯＂东方立场＂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简介：马朗德医生是极为著名而出色的精神病专家，受他之邀，三位同行和四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到他开设的精神病院小聚，为他的一个病人会诊。朋友们到齐以后，医生对他们说：“各位即将看到我从医以来遇到的最奇特、最费解的病例。关于病人的一切我先保持缄默，由他自己来说。”然后，医生按铃，仆人领进来一个男人。男人极瘦，像一具骷髅，让人想到那些被某种顽念折磨得形销骨立的精神病人——较之高热与结核病，病态的思想更能蚕食人的肉体。

简介：虽然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但印度古代并未孕育出有价值的翻译理论。殖民时期，印度与西方的文化互动促进了印度的语际翻译和翻译研究。后殖民时期，特别是近30年来，印度的翻译研究更是成为机制化的学术活动。印度学者对印度翻译传统以及翻译的社会功能、翻译策略、评价翻译质量的标准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印度学者具有强烈后殖民色彩的文化翻译论、印度语言文学的内部互译研究、符际翻译研究等均有特色，有的还走在了世界前沿。印度学者的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中国学界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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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小朋友，请认真填写评刊表，连同杂志里的互动游戏一起寄回编辑部，你将有机会得到乐乐姐姐的亲笔回信和评刊礼物哦!编辑部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9号财富中心财富三号B栋7楼《课堂内外》（低年级版）编辑部；邮编：4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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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尽管语言或文化不同,但优秀的记者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要寻找真相。大卫·兰德尔强调,良好的新闻工作不只是普遍追求的目标,还必须包括一系列的技能,这些技能使记者们在一个媒体所有权、技术和信息都不断变化的行业里游刃有余。这本著名手册挑战了那些被认为轻蔑和草率的旧观念、旧程序和旧技术。

简介：小朋友，请认真填写评刊表，连同杂志里的互动游戏一起寄回编辑部，你将有机会得到乐乐姐姐的亲笔回信和评刊礼物哦!编辑部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9号财富中心财富三号B栋7楼《课堂内外》（低年级版）编辑部；邮编：401121。

简介：色彩运用是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的一道亮丽风景。他以整个中国文学和艺术传统为后盾,在色彩选择上体现出鲜明的传统东方主义色彩观,在用色技巧上讲求粗中有细,化静为动,通过色彩的对比、调和、铺陈、点染等水墨画手法,使歌词的色彩吻合听众传承而来的审美趣味。但是,刻意保持东方色彩和古典情韵也使其色彩选择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不免有狭窄之嫌。

简介：小说的封面与正文相辅相成，封面有助于确立读者对小说的第一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方向。但小说封面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再版和改编时编纂者选用不同的封面图片，传递出不同于原版／原作的信息，具有特殊的目的性。本文并非单纯是对《鲁滨孙飘流记》的封面分析，而是将其在不同时期的儿童版中的各个封面图片看作一部儿童文学发展史的某个片段，从叙事空间、视角、场景等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并将其与这些版本的正文文本对笛福小说所作的修正相互印证，试图找出封面变化背后隐藏的人们对该小说、儿童、家庭观念的变化，从而描述一部独特的《鲁滨孙飘流记》的演变史。

简介：大约是在1984年冬，还在鲁北小城工作的我，偶然得到了一套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著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那些寒冷而常有大雪封门的记忆的冬夜，这部书给我带来了久违的兴奋和激动。我从未想到，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让人喜悦的学术著述，有如同文学作品一样带给人生命感奋和精神愉悦的文学史叙事。它所描述的青年德意志的文学群像，法国浪漫派激荡人心的文学故事，巴尔扎克式充满挫折又从未退缩过的传奇人生，

简介：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在1950年代，该出版社共出版发行一部全集、六部文集（全集为《鲁迅全集》，文集分别为《瞿秋白文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巴金文集》、《叶圣陶文集》、《郑振铎文集》），其中部分文集在1960年代出齐，而《叶圣陶文集》和《郑振铎文集》则一度中断。这些是新中国文学建设中的重大工程，同时也为该时期文学的模式与标准做出了诸多潜在的规定。这无疑为我们研究新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