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是话语分析的两种方法,二者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但在动机、语料选择、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批评话语主张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来分析话语,揭示话语和权利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会产生消极影响;积极话语分析则主张采取积极向上的态度,追求和平语言学,既注重研究权利因素对话语的影响,又注重通过这种积极的分析方法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简介：亲爱的读者，我有一个疑问，在我们人类的当前生活形势之下，您有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和平”？我知道目前人类几乎都有着一样的答案。亲爱的读者，为了让您在这方面看到希望，来自北非美丽小国突尼斯的我，引述一段《古兰经》中的话：“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教，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

简介：摘要传统的性别话语认定了所谓的“男尊女卑”，历史的规制遮蔽了女性的话语权。随着女权运动以及女性意识的增强，在当下的大众传媒之电视的传播领域，男性话语仍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两性的话语权仍处在不平等的状态之中。本论文通过文本细读法和个案分析法来探讨由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大众传媒——电视剧构建出的电视文化对女性的再现和解读，进而希望电视传媒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传递两性平等和谐的观念。

简介：托马斯·卡莱尔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王朝属于另类的文化英雄，他激烈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并指出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工具理性”和“现金关联”是黑暗和腐败的根本。卡莱尔为此开出了“工作福音”，为时代“疗伤”。紧随卡莱尔的作家和文人，一边承续卡莱尔的“工作福音”，一边开掘理想生活的新境界。乔治·爱略特补阙卡菜尔的“工作包涵休闲”的理念，将理想生活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具体化；约翰·罗斯金将“工作福音”过渡到“艺术福音”；威廉·莫里斯进一步推进“艺术福音”，提出“艺术地生活”，从而构成了“工作-艺术-生活”的三位一体。

简介：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是当代中国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翻译与翻译批评不仅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统一赞助系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出版发行机构和其引导规范下的读者批评。合力将苏联的一些革命作品引入成为“红色经典”译作。这些翻译作品在影响整整几代人的同时，也揭示了文化产品、规范，甚至文学典范的建构性。

简介：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其一生与时代政治紧密相连,既为其带来巨大的荣耀,也备受后人的非议。郭沫若建国后的为文与从政,更受到众多研究者的批评与非议,尤以郭沫若的逢迎之作、“烧书事件”、《李白与杜甫》的创作最为典型。对郭沫若为文与从政的批评,大致经历了50年代海外学者的政治批评、80年代郭沫若逝世后的学术批评、90年代的自由主义批评和新世纪的民间批评,以上四种批评话语各具特色,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缺陷,都无法真正对郭沫若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简介：

简介：话语权贯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女性争取其自身话语权的斗争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影片《穿普拉达的恶魔》中处于不同阶层之间的Miranda和Andrea，他们的人生起落，无不体现着话语权力要素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主导与反主导。通过研究其占有话语份额多寡的根本原因不难得出，话语权与话语者所处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密不可分。女性话语权的获取离不开女性的社会意识自觉。

简介：摘要女性创作是构建女性话语的标志之一，而普拉斯的《钟形罩》则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它以话语平实的文化底蕴和言语的创新彰显作者超越现实的文学无畏精神。本文立足于作品，以话语为切入点，从《钟形罩》中体现出的话语文化困境、话语的革命式言论以及话语的后女性主义预言等方面进行分析，揭示出《钟形罩》所折射出来的美国女性创作的现实意义以及对后女性主义的思考。

简介：新文学话语的兴起与流播，根底里是文学如何在古典中国的转型中获得其现代性政治内涵、精神结构和制度外观的过程：在把握历史规律和方向的信念和激情中，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获得其主体性，并且以其明确的思想内核和规划目标，划定现代与传统、革命与反动、“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分野，重新拾掇和整合以往的文化与文学遗产，倒溯式地追认和梳理出一条贯穿始终的历史脉络，进而指向未来的、进步的理想文学图景。

简介：哲理小说最初作为私人话语的言说方式，因对18世纪法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最终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同，从而演变成了一种公共文体。伏尔泰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意识致力于这一体裁的创造。他既娴熟地掌握了哲理故事的讲述艺术，又巧妙地运用符号编码，将哲理小说转变为智慧叙事，用这种独特的文体言说敏感话题，针砭时代弊端。他充分挖掘这种文体潜在的诗学价值，利用它道出“沉默的真理”，最终使得哲理小说成为法国百科全书派作家思考民族性问题、表达知识界普遍诉求的最有效的方式。

简介：在近些年的影视剧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无疑是表现“凌厉”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作为文学文本的小说,还是作为红极一时、妇孺皆知的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都达到了商业意义以及传播意义的双重成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这里的成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小说作者兼电视剧编剧周梅森个人成就的突破,另一方面则是主流反腐题材的文艺作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熟知程度——这主要归功于它题材的独特性:反腐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而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政治的热衷异乎寻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很多人行身处世的一句格言,即便是众多在日常生活中跟真正的“政治生活”关系极其浅少之人,也会在不自觉之中,将自己与政治扯上自以为非常紧密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被创作出的文艺作品,毫无例外,都会跟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政治无意识”的理念堪称不谋而合。

简介：摘要本文以互文性为视角，选取《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中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申办成功的20篇新闻报道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目的在于考察新闻语篇是如何通过语言使用来体现各种意识形态。本文旨在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形成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进而提高读者在阅读体育类报道时的批判意识和敏感度。

简介：2016年11月25-28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集美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世纪文论话语实践回顾与反思：新视野、新路径、新空间”学术研讨会暨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在厦门隆重召开。会议以“新视野、新路径、新空间”为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