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中国成立后,曾暴发四次全国性的“流脑”流行,其中1966~1967年的“流脑”疫情是最严重的一次。红卫兵“大串连”导致的全国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动,对社会单位结构的“打倒”导致防疫体系的破坏,以及其带来的衣、食、住、行四方面问题,是这次“流脑”疫情暴发的直接诱因。为抑制疫情,中央及地方党政机构紧急叫停红卫兵“大串连”,并组织领导机构,积极开展防治工作,于1968年后逐步控制了“流脑”疫情。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与社会政治及科学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为有效防止传染病的侵袭,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务必保持社会政局稳定,推动科学进步,加强科学研究。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历史性变化,对史志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然而,史志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工作方法还比较粗放,与个性化服务差距较大、差别化供给水平还不能达到受众满意的程度,中高端服务、主流媒体刚需明显不足。破解这些问题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河南的史志工作实践来看,史志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理顺构架、盘活资源、疏浚渠道、加强营销、依靠法治五个方面,以钉钉子态度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促进史志工作要素实现最优配置,进而提升史志工作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简介: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谈民族无论如何是和血缘分不开的。中国人有认祖归宗的传统,实质上就是一种血缘认同。基于此,我们对民族概念的界定,也应该从实际出发,回归到中国社会一般理解和运用的那种含义,而不必去跟随外来话语莫衷一是。民族具有血缘性,除了一部分真实之外,更大部分是出于认同需要的“血缘拟制”。民族过程的基本倾向之一是民族的血缘性不断下降,而反映这种变化的直观表现就是族际通婚。改革开放是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深刻的时期,也是中国各民族的血缘性得到最为深刻改造的时期。无论是对照以往的调查资料还是经验观察,都可知当前我国族际婚姻的数量在增多,范围在扩大。族际通婚的增加淡化了各民族自身的血缘性,却增添了各民族之间血缘的联通性。各民族通过族际通婚将自己的血缘扩散到其他民族的过程,也就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得到更为巩固的过程。
简介:白昂是明代治水名臣,白氏家族在当时和后世颇具名望。白昂家族三位女性的墓志铭,记载了白氏世系传承、官职迁转与家族兴盏的过程,与明代中期的治水、民乱等系列事件有密切联系。白昂旁荫其侄入国子监是家族中的重大事件,碑传文中多次提及,对于研究明代的荫监制度具有参考价值。白氏园林盏甲一方,明代诗作、绘画中屡有描绘,有些出自名家手笔,本文对园林的建造与沿革进行了整理、分析。三方墓志与传世文献彼此呼应,反映出品官家庭中女性社会地位和日常生活的差异,是研究明代女性生存状态的珍贵资料。白氏家族碑传文牵涉政治、文学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本文对志文作者进行了考证。这三方墓志对于补充丰实史籍记载,研究明代历史变迁及江南地区官僚家族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简介:信息问题是君主制的重要问题,古代皇帝面临着如何迅速、准确、尽量全面地掌握信息,同时又不被无效信息所包围的难题。本文从唐代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面奏或疏奏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的角度进行讨论。安史之乱以前,调整的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的问题,皇帝处于政务信息流转以及决策过程的顶端。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得以直达御前。皇帝废除正衙奏事,利用延英召对方式,能够掌握面奏的时间、人员,并采取与中央主要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皇帝不再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控制着信息的筛选与分配。皇帝希望通过重要政务信息的控制、议题的选设、议政方式的安排等,努力掌握政务处理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