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每一次变法,都会遭受到利益集团的打压阻挠。反对者会想出一切办法除掉变法者,而每一个变法者又都是一腔热血,甘愿为变法奉献一生。有识之士希望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商鞅的尸体被车裂了,但是,他颁布的法令制度却流传了下来,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政治制度。

简介：《市政官法》在拜占庭帝国的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法律主要用于规范君士坦丁堡的金银珠宝、丝绸、香料等行业。瑞士学者朱尔斯·尼克尔最早在瑞士图书馆发现该法律手册，经过其整理、编辑后，于1893年出版希腊丈、拉丁文校勘本和法译本，这是目前国外拜占庭研究学术界认可的权威版本。本文即根据朱尔斯·尼克尔的希腊文校勘本，并结合弗雷什菲尔德的《市政官法》英译本进行译注，意在提供更符合原文的、完整的中文译本。

简介：翟法荣是归义军时期继洪辩之后的第二任都僧统。依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翟法荣的二篇《邈真赞》的相关记述，我们可对翟法荣的宗教信仰有大致的了解。其一，法荣不仅本人重视戒、定、慧三学的修习，而且作为“三学教授”，他还督促指导其他佛家弟子修习三学。其二，法荣不仅精通律学，还是一名兼信南北二宗的禅师。其三，法荣的禅宗信仰渗入中观思想。

简介：至21世纪前10年，学术界对瑶族习惯法的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特点。当前对瑶族习惯法研究还存在理解偏差、整体研究不足、挖掘潜力不够等问题，应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好理顺瑶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等六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推动瑶族习惯法研究的深入。

简介：一、传统禅宗文献中的五祖传法故事关於五祖弘忍传法，神秀与惠能以各自的颂偈，争夺第六代传人的故事，一直是传统禅宗灯录叙述的重要故事，而禅宗由第六代开始南北各自分流，也是现代禅宗史着作叙述的重要关节。由於现存的禅宗灯录，如禅宗自己的文献《景德传灯录》或其他佛教徒撰述的僧传如《宋高僧传》中，都是这样陈陈相因地记载的，

简介：首先感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共同搭建的“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这个大平台，使我有幸展示了自己多年来从事藏学研究的成果并获了奖。同时，也感谢《中国藏学》开设的“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获奖作者纪念《中．国藏学》创刊百期笔谈”栏目为我这样一个普通作者提供畅谈心声的机会。

简介：《诗法初津》作者叶弘勋为吴县东山人,非吴江震泽人,而自署＂震泽＂所指为太湖。其为晚明苏州府学诸生,师从葛一龙学诗,与其二子御夏、三子昭夏为友。入清弃儒冠,顺治末年居吴门,与金圣叹有论诗之举,并在其《诗法初津》引述了圣叹有关杜诗的评语。

简介：为了研究木构古建筑地震破坏状态评估的准确性,应用概率的方法,以结构损伤指数、最大层间位移角作为评价因子,建立了地震破坏综合评价模型,提出了基于概率法的木构古建筑地震破坏综合评价方法。该方法在综合现状分析与实验数据,在一定烈度下计算各种破坏状态等级中每一种破坏状态出现的概率,古建筑地震破坏状态应为概率最大的地震破坏状态,从而比较准确地判别木构古建筑地震破坏程度。并对经受过汶川地震的两种结构形式的古建筑进行了验证,从而验证了该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一方法将提高木构古建筑震害预测的准确性,为古建筑抗震加固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简介：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法是一种对外部环境的威胁T(Threats)、机会O(Opportunities)进行分析,估量内部的劣势W(Wakness)与优势S(Strengths),制定有效战略计划的方法。笔者依据SWOT战略决策法,提供提升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客观分析方法,具有现实意义。

简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人的教育,要以人为本,结合实际,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思想政治形象。尤其是在大学中,由于大学生自身能动性较强,正处在形成自己想法和人生规划的重要阶段,所以引导大学生走上正轨,使他们的未来更美好,就要从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入手,用说理引导法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教育和培养。

简介：一、《合伙企业法》推动我国民族地区合伙企业积极发展（一）《合伙企业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建设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重大。我国西部地区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的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蒙、宁、新、藏、桂）和3个多民族省（云、贵、青），人们习惯称之为西部民族地区，即狭义上的民族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