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战国中后期王道与霸道代表了当时既有的两种政治理念，而帝道理念的兴起，则是和黄老道家试图超越王霸之辨的考虑有关。他们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兼采王霸之道的相关主张，尝试建构一种新理念以顺应日趋统一的社会形势。关于帝道的合理性，黄老道家主要是从天道自然的层面进行论说，不同于儒家将王道的基础诉诸仁心，也不同于法家霸道基于功利实用的考虑。在治国方略上，王道观念重贤能轻法制，霸道学说崇法制抑贤能，而帝道理念则是主张贤能与法制二者并重、两相结合，希望通过法制立国与贤能治国这两个维度，共同保障帝道无为的实现。这种兼采王霸之所长的思路在后世政治中有一定的体现，“霸王道杂之”的治理模式与这一理念不乏暗合之处。

简介：本文立足于相关的一手西方文献材料,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兴起与表现做了翔实细致的历史考察,从国别的角度揭示了西方历史人类学兴起的实然状态,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兴起提供了新的路径与窗口。本文的要点和主要结论在于: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长期孕育之后,ethnohistory逐渐兴起于美国学界,于20世纪50~70年代成为显学。在该阶段,组建了ethnohistory的专业学会(AmericanSocietyforEthnohistory)、定期召开年会,还出版了其专业期刊ethnohistory,并一直延续至今。不少民族学家投身其中,一些历史学家也陆续加盟,并展开了初步合作。印第安纳大学成为战后ethnohistory凸显于美国学界的第一个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自身拥有的良好的跨学科学术传统,尤其是沃格林(ErminieWheeler-Voegelin)等为代表的教职人员的诸多努力以及政府部门的鼓励与合作密不可分。相对二战前而言,既有概念诠释的新拓展,ethnohistory意味着'依靠档案、口述和考古学资源,以及社会人类学的洞察力和概念框架,对一些非欧土著族群进行历史研究,这些研究试图重构土著族群与欧洲发生碰撞前与后的历史';同时,也有经验研究的新尝试。这些新拓展与新尝试,突出表现了以民族学为主但不局限于民族学、兼有民族学与历史学双重含义与互补的特点,强调了由非土著提供的档案证据的重要性,强调了档案、田野等各种证据互参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学文化过程理论的重要性。兴起与凸显阶段的ethnohistory,虽然组织机构、学科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做法也需要不断更新,但还是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ethnohistory的日渐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ethnohistory得以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