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陶研专家胡国枢说:“生活教育随着时代的前进,环境的变化,生活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生活教育理论的科学性,整体性及其自我完善机制,使它有可能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所以陶行知明确指出:对于生活教育,‘决不应看作完成的东西’。它寄希望于后来者的实践、提高、发展而没有自封为绝对真理,终极真理”。与时俱进是以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陶行知先生在教育理论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学陶师陶,与时俱进”。是伟大时代的召唤!人类跨入了新的千年,新的世纪、中国的教师现在面I临着许多挑战,社会变化如此之快,互联技术,数字化技术使我们这个时代日新月异。其变化的速度催我自觉、自动与时俱进。
简介:施莱尔马赫是现代新教神学之父和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他创造性地综合了新教神学的解释学传统与古典学界的修辞学和语文学传统,使解释学从特殊解释学转变为一般解释学(hermeneuticageneralis),由此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他也因此被称作"现代解释学之父"。他在1805-1833年围绕解释学做了近10次学术报告和演讲课。可惜的是,与他的辩证法和哲学伦理学一样,他始终没有公开出版他全面深入论述其解释学体系的专著。不过,他的解释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保持了连续性和一贯性。他在1805年首先以格言的形式陈述了他对解释学的一些随想,接着在1809-1810年以草稿的形式描述了他的理论设想,最终在1819年以更具体的纲要阐述了他对解释学的比较成熟的看法,他的1828年和1832-1833年演讲都以此纲要为基础,并增加了一些边注和评论。在这个纲要的导言中,施莱尔马赫对解释学的本质、目标、种类和方法等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基本上呈现了他的一般解释学的理论框架。
简介: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成,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介:从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特性看,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空维度凸显“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将“中西互镜”嵌入到“古今对看”的“形态相通”之认知旨趣中,将敞开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道德形态学方法以伦理学史上的三种道德形态为参照,表现为对“西方道德哲学”与“启蒙文化形式”的三大历史关联样式(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具备“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和“语境互证”的策略,并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思想任务。道德形态学方法的“远见”,包含了“形态相通”与“语境互证”两面,具体表现为:以道德形态学方法展现道德哲学的视角;以道德哲学的“形态相通”和“语境互证”展现“理智启蒙”的视角;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西互镜”和“古今对看”展现“西方理智启蒙”的视角。
简介: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该领域仍存在着不少有待澄清的疑难问题,其中也包括“关学”概念的意涵问题。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本文提出,“关学”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史概念,其结构特征表现为“时间”、“空间”、“学传”三重维度。由这三重维度构成的“关学”概念,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
简介:审美交流是审美人类学凸显出来的重要问题。审美交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阐释维度。现代美学的审美交流是一种以审美普遍性为基础的、以想象为核心的精神性交流,企望自由境界;后现代美学突破了审美的自律性,其语境观和问性观念使审美交流的理解具有了新基础,突出了审美交流的平等性和复杂性;而审美人类学对审美交流阐释注重其文化机制,从而凸显了审美的语境性、经验性和完整性。
简介:正如我们不能仅凭马克思著述中直接涉及"美"字的地方透析马克思的全部美学思想一样,马克思对于人类学的兴趣在他一生的理论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持续着的这一事实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且要求以一种新的探讨方式对此加以把握。在关于人的思考中,马克思的美学与人类学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并且以其对于从纯粹意识演化而来的宏大叙事以及关于"他者"的意识形态想象的批判而与传统美学和人类学相区分,从而获得自身的规定性。马克思美学不在于解释"美"是什么,而是关于如何创造"美"的理论和实践,亦即一种革命的美学和人类学。因此,纵深发掘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及其美学意义对于我们在现代语境中更深入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