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心性之学从何时起,到何时才可称得上一门学问,释、道两家可否称为心性之学,这在学术界大体有一致的看法。在先秦时代,虽然也谈心论性,如孟子、荀子、《管子》之《心术》等四篇,都有较深入讨论,但不能说已构成心性之学,真正的心性之学,应该说成熟于宋明时期,宋明理学中的各种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讨论心性问题,所以后来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宋明时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期,其标志在于此时的哲学家对哲学概念都有相对的界定,并深入地探索概念的联系,并自觉地建立体系。宋明时期心性之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把心性本体化,并通过工夫来完善本体,本体与工夫是这时期思想的主旋律。关于宋明理学的主旨,我已在《孔子研究》1992年第一期《本体与工夫》一文中作了探讨,我指出从本体上看,有四种类型,一为气本体论,一为理本体
简介:<正>在明初思想家中,薛瑄(敬轩,1389—1464)继曹端而起,在北方开创“河东之学”。他摒弃一切空虚浮游之说,追求实理,讲究实用,重视实践,公开揭橥“实学”的旗帜,声言“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有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读书续录》卷三)明人遂称其学为“践履笃实之学”(李贤:《文清公神道碑》),称其人为“实践之儒”(《明儒学案·师说》)。其主要著作为《读书录》、《读书续录》(阎禹锡仿《近思录》体例,将此二《录》类编为《读书全录》)和《薛文清先生全集》本文拟就其“实学”思想作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一、实理实气说实理实气说是薛瑄“实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为一名笃实的程朱理学家,薛瑄也以理气观念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发育。不过,他在运用理气概念时,更加强调理气的真实
简介:《周易》涵具着卓异的“时的哲学”的智慧。《周易》“时的哲学”发轫于古经而成熟于《易传》。这一哲学晓示人们,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象,都是时的存在。人所值的时与该时下所存在之一切,相对于人就具有了遇的意义;时遇是人所不可自主选择的,但人却完全可以成为时遇的成功回应者与驾驭者;挺立人在时遇中的主体性,应时因机适遇而同时遇脉动之流相偕成一体,凭借方法论上的“时中”,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创拓出自己人生德与业上的辉煌。自战国时代起,这一哲学又与孔子、孟子等的相关慧见渐次融而为一。从此,“时的哲学”成了儒家的基本哲学;“时的哲学”的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华民族成为一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德业日新的伟大民族。
简介:本文依照文化比较的共时、对等原则,初步考察了中西义利思想的源流和同异。说明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历代学者长期思考、论争不止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西方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中西方思想家大都力图从理论上解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道德原则与经济利益的矛盾,以指导人们作出适当的价值选择,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在古代,虽然中西方学者对于道义和功利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大都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而贬斥物质生活的意义,都强调群体利益、道德原则高于个体利益、经济利益。因此,功利主义并不是西方古今相承的思想传统;重义轻利不仅是中国古代而且也是西方古代的传统思想。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方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传统,而中国则始终保持了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也就是从这时起,中西义利思想才迥然不同,呈现出根本的差异。
简介:政治哲学涉及政治和哲学,而政治哲学的首要和中心问题就是检讨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这一关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前现代——非政治的哲学和非哲学的政治;现代——哲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哲学化;后现代——哲学的去政治化和政治的去哲学化。无论是“政治的去哲学化”还是“哲学的去政治化”,作为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对此都是没有异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消灭阶级,国家才能消亡,意识形态才能消亡,这也就是说用实践来解决理论问题。反过来说,在整个过渡时期里,由于阶级存在,政治的党派性、哲学的党派性是无法消灭的;然而,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公共政治领域的建设、哲学学术领域的建设则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