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从2004—2009年,国内传播心理学研究的主要争议是展开路径的不同一是从心理学视角看传播;二是从传播学视角看心理。
简介:<正>人物创造是小说艺术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历来的小说家、评论家都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探讨。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就说过:“我相信所有的小说都得与人物打交道,都要去表现人性——小说的形式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笨重、累赘而缺乏戏剧性,如此丰富、灵活而充满生命力的地步,正是为了表现人物,而不是为了说教,讴歌式颂扬不列颠帝国。”我这篇论文的写作力图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从小说中的人物理论角度切入,来分析、研究中国20年代小说理论。为我们探索20年代小说创作的精神结构找到一条理论途径。同时,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研究过程,也是一次对自我灵魂的理解、反省的理性批判的过程。一20年代小说理论的建构是认同于现代启蒙主义思想的。从理论内涵上看,小说艺术开始做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样式采加以探
简介:我的学术历程是从研究占代文论,进而研究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学的。在研究占代文论、比较诗学及比较文学的每一个阶段,我都深切感受到一个巨大的困惑,即:中国古代文论的确博大精深,极有理论价值,但在现当代中国却成了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成了学者案头的故纸堆。作为理论,它不但无法参与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的言说,甚至无法表述自身。而学界只能借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凤骨”、“意境”、“文气”。例如用“内容与形式”来研究“风骨”,将“风骨”解说得面目全非:有人认为“风”是内容,“骨”是形式,有的反过来,
简介: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对文艺意识形态论的质疑乃至否定出自两种情况:一是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敌视,二是学术认识上的错误与片面.把意识形态简单地等同于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是造成某些激进理论家错误地以艺术的审美性对抗与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一个原因,而文艺存在现象和文艺本质问题的复杂性、多方面性,也是造成诸多以“片面的深刻”为理论呈现姿态的多种非意识形态文艺本质以产生的重要根源.在文艺意识形态论研究中应申明两个前提性认识:其一,迄今为上,人类仍是在意识形态的网络中展开自己的历史创造活动包括文艺活动;其二,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一个真问题.也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建设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一个基础性、核心位理论问题.
简介:本文对20世纪西方先锋派理论进行了简要的历史性考察,着重讨论了先锋派理论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艺术形式问题、艺术的自主性问题,艺术与技术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力图说明先锋派是一个极为复杂矛盾的现象,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先锋派及其理论往往展示的是矛盾的一个方面。在现代性状况下,先锋派及其理论都强调的是先锋派坚持高雅艺术传统、否定和批判现实的一面,而在后现代状况下,则更为关注先锋派的另一面,即先锋派与技术和市场的同谋关系,先锋派也由此被宣告终结了。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商品化和多元文化的并存,先锋派以艺术之名的反叛是终结了,但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先锋派文化则可能随着各种边缘文化运动的掀起而找到自己存在的空间。
简介:摘要新课标倡导我们对教学要发展性评价。发展性评价是为了激励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培养合作精神,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成为评价的主体和参与者。作业,是了解教学质量和了解学生是否达到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对学生作业的评价的探索。有效的作业评价,可以增进师生的情感交流,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树立其学习的信心,可以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注重对作业过程的评价,引入多方参与评价机制;其所追求的不在于区分学生的优劣和简单地判断答案的对错,而是要通过评价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提高,并且发现学生的学习潜能,帮助学生认清自己优势所在,以强项弥补弱项上的不足,使他们今后的学习更顺利。
简介:2015年是《宋元戏曲史》首个单行本发行的第100个年头。1913年初,王国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的撰写,并于当年在《东方杂志》上连载,直至1915年,商务印书馆才首次将其结集出版。书中,王国维引入“意境”来探析元曲之美,历来颇受赞誉。一百多年以来,王氏所建构的“戏曲意境”理论也已深入人心,且影响深远,但也曾一度在特殊时期遭受忽视,甚至被批判、被利用,直到新时期之后,才得到重新认识和公正评价。在这一百年的研究过程中,学界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王国维“戏曲意境”说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不断丰富和延展,但依然在许多方面存在空白,许多问题依然值得继续深入。兹将百年来学界关于王国维“戏曲意境”说的研究按照时间线索进行梳理,分三个时间段——回顾、评述,以期对近百年的王国维“戏曲意境”说研究有一个良好的整体把握。
简介:本文将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织工马南》之早期传教士译本《马赛勒斯》作为研究宗教与翻译文学关系的模板,以此考察传教士翻译文学中的普遍现象和规律。译者亮乐月受制于美以美会传教士的身份.通过改写、增删、刻意误读等方式强化作品的基督教色彩.与原著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出入,体现了宗教对文学翻译的操控。译者甚至不惜为抬高自身所属差会地位,进行与原著背道而驰的改写。该译本还对儿童给予了女性特有的关注.显示了性别意识与宗教因素对翻译的双重干预。译著凸显了女婴的形象及其对灵魂的救赎作用,以基督教的儿童观重新定位儿童的社会地位,有助于推动近代中国儿童观念的转变。译著强化了小说的宗教寓言性质,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性。它反映了近代来华传教士试图借助文学翻译传播宗教思想.对处于剧变中的中国近代社会进行基督教的引导,以确立基督教信仰的有效性,促使其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