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汉高祖刘邦与诸侯功臣共同盟誓，形成所谓“高皇帝约”，此盟誓成为封建诸侯及协调汉与诸侯关系的基本法律规定。“父死子继”作为“高皇帝约”的一项内容，脱胎于汉初家产析分原则，演化成刘邦与诸侯“共天下”的政治保证。其后经过汉文帝、景帝的不断解读，以“父死子继”为核心内容的“高皇帝约”被确立为汉代帝位继承的基本法则。所谓“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也”作为“高皇帝约”的延伸，逐渐成为汉帝国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母本。

简介：通过官方史书上关于唐代皇帝的出生、即位和死亡地点的记载，通过比对和考释，从空间位置的角度对相关的唐代政治沿革及宫室制度变化进行分析，对于诸如太极殿与大明宫之作用、皇权对于太子诸王的压制等方面做出解释。

简介：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政策阶段性继替、关连的重要文献。本文在笔者此前考察明洪武至正统时期6位皇帝即位诏书文本的基础上，继续以文本细读方式对景泰到嘉靖6位皇帝的即位诏进行分析。文章认为景泰、天顺即位诏突出即位合法性申明；成化、弘治、正德即位合法性无可置疑，诏书突出体现的是民生贫困和社会矛盾激化问题；嘉靖以藩王入继大统，对合法性有特别交代，并显示出鲜明的“去正德化”和限制皇权的士大夫改革意向。

简介：<正>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有被题为“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的一册文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的大字刻本,不分卷、无页码,共二十三版,现对折裱为四十五页(最后一版半面)。字体极不规整,不仅歪歪斜斜,而且俗体字、错别字较多。笔画欠缺、增衍及错位者更随处可见。版心无书名、鱼尾等一般刻本的标记,即边框亦线条不直、粗细不匀。从书写和雕刻上看是十分粗糙的。由于纸张早已糟旧,文字有所残缺。除第三、四页每页各八行、每行十五字外,其余基本上是每页七行,每行十二字,但亦偶有一行中挤刻十三字的情况。由于原文分为二十余个自然段,每段结束时另起一行,故实足字数(包括残缺字位)为3760字左右。从篇幅上看,已颇为壮观,且内容相当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文曾选编于《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但此后史学界对这个文献似乎并未充分注意,本文不揣浅陋,拟对“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后简称《檄文》)的形成过程及其思想蕴义作一番考析,以就正于方家。

简介：内养宦官是侍奉在皇帝身边,执行奉旨宣谕、出使和宫内杂务等的职任。一般认为内养宦官具有较强侧近性,是皇帝的亲信力量,其中内养宦官执行赐死任务被认为是最直接有力的证据。然而结合具体的政治环境考察其与皇帝的关系可知,赐死实则是内养份内之任,甘露之变后文宗身边的内养宦官与其说是近身侍奉人员不如说是监视皇帝的工具。加之内养宦官与权宦的关系以及内养职任的事务色彩,不能过高评价内养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简介：中古的皇帝即位之仪在五礼（吉、军、宾、嘉、凶）制度中应属嘉礼，作为确认皇权正当性的初始之仪，是皇帝礼仪和国家礼仪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关於遣方面，中国学者已有一些论述①，但是相关即位的具体程序讨论不多。而涉及这一点，有一个问题则无法回避：

简介：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缔造者、先行者，为实现中国民主、富强奋斗不息，其伟大的历史形象将永载史册。但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因同盟会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山头林立，大有各自为政之图，其领袖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诸多挑战。孙中山归国后，尽管暂时表面上平息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的分歧，出任临时大总统，可并未真正调停革命党内部派系之争。结果，在南北和谈的大背景下不得不主动放弃政权，拱手送与袁世凯。

简介：乾隆皇帝弘历（1711一1799），是个自命不凡、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大兴土木，兴建别同同林．到处游历，留下许多御题碑刻，一生仪御制诗就达四万余首．他又喜爱书画，宫藏许多古代珍贵书画中有许多他涂抹的题跋，没有题跋的也会有“乾隆御览之宝”等印章。

简介：本文以《汉旧仪》所录西汉末年大司徒向计吏宣读的“敕”所含控制厨、传等改善条件、增加接待膳食标准为綫索，根据出士简牍与文献，推算出西汉末年全国传舍与置的总数，并以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的记载为标准，据各县、置在交通才中的位置，对不同县、置的接待量进行了细分与统计，估算出西汉末年一年使客住宿的日子数量与消费的粮食、鸡的数量，以及其中使用的马匹所耗粮食的总量。基于此，据悬泉汉简，归纳出当时导致额外开销的四点原因，并分析了开支难以控制的深层原因。指出这类机构乃是广土众民的帝国存在所不可或缺，使用者与管理者日久了解其运作漏洞，假公济私，导致开支膨胀，上级的监督乃至皇帝的诏令则日渐失效，月累年积，传置机构不堪其负，和帝国一道走向末日。如此过程反反复复，直到清末。体现了官吏群体与皇帝、帝国体制之间的长期博弈。这种“反复”构成中国历史中延续与不变的一个侧面。

简介：乾隆王朝的后三十多年，是百年康乾盛世的最鼎盛时期。此一时期，乾隆皇帝逐渐放弃了早年养民惠民的务实政治，转向一种以极权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的政治取向。晚年的乾隆皇帝日益囿于自己营造的精神氛围之中，在他自己看来，他完成了以《四库全书》为标志的文治大业，建立了“十全武功”，最具有以帝王教化天下臣民的资格。所以，以道德说教裁判天下事，也日益成为乾隆皇帝后期理政的主政治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乾隆朝后期乃至整个乾嘉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

简介：信息问题是君主制的重要问题,古代皇帝面临着如何迅速、准确、尽量全面地掌握信息,同时又不被无效信息所包围的难题。本文从唐代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面奏或疏奏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的角度进行讨论。安史之乱以前,调整的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的问题,皇帝处于政务信息流转以及决策过程的顶端。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得以直达御前。皇帝废除正衙奏事,利用延英召对方式,能够掌握面奏的时间、人员,并采取与中央主要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皇帝不再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控制着信息的筛选与分配。皇帝希望通过重要政务信息的控制、议题的选设、议政方式的安排等,努力掌握政务处理的主动性。

简介：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而且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始终是毋庸置疑的。他从来没有放弃台湾的想法。早在清郑对峙与议和时期,郑氏多次提出＂照朝鲜事例＂处置台湾,但康熙皇帝始终没有答应,坚守了国家统一的最后底线。在平定郑氏统一台湾之后,当臣下议论或弃或留之时,康熙皇帝果断决绝地把台湾收归清朝版图。这是由其秉持传统儒家大一统观的政治理念所决定的。可以说,统一台湾是康熙皇帝大一统观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具体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正因为如此,康熙皇帝的理台政策也有逐渐强化之势。从设置府县,展界开海,到派遣巡台御史,都逐步加快了台湾内地化的进程,从而也使台湾成为大一统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一、大清皇帝功德碑序说17世纪初叶,掌握中国东北亚地区的后金为了征服中国大陆,在有野心的计划下,于1627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世称"丁卯胡乱".这场战争的结果,后金与朝鲜结盟约为兄弟之国.此后,后金为了征明,要求朝鲜助他军粮、兵船与岁币.

简介：受朱棣篡改历史的影响,《明史》、《明太祖实录》所记晋王朱棡事迹存在着讹误、曲笔和疏漏之处。《明史》说朱棡曾经多为不法,甚至有异谋,后来在太子朱标的感化下改过自新,这是接受了《奉天靖难记》、《姜氏秘史》以讹传讹的错误说法。《明太祖实录》借朱元璋之口指责朱棡＂出塞不见虏而还＂及＂筑城劳军＂,有材料证明这是有意诬蔑。《太祖皇帝钦录》所反映的朱棡形象虽然缺乏戏剧性,但是最接近朱棡的真实面目。对朱棡史实的考辨之所以重要,是其反映出官方史书乃由胜利者所撰写,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自己,丑化敌方,因而充斥着曲笔与隐讳、篡改与捏造。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古代政治史都应当注意的问题。

简介：近年来，课程改革一轮接着一轮。每一轮的改革，老师们都要接受全面系统的培训，这样的培训，主要指向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很少涉及教学内容的改革。当然，不可否认，我们的教材也在变化，但细细研究一下，教材的变化好像只是在做表面文章。正因为如此，

简介：康熙八年（1669年）三月，西洋教士南怀仁以“监督历法”身份掌钦天监，意味着西洋历法重新得到朝廷认可。尽管如此，天主教并未得到弛禁。宫廷传教士努力寻求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两年之后，在杨光先教案中被逐至广东的西洋教士得以“奉旨归堂”。本文利用中西文献，研究西洋教士重掌钦天监后，实现地方教士“各归本堂”的过程，不仅剖析宫廷传教士为推动朝廷宽容天主教，周旋于皇帝、礼部和满汉大臣之间的策略和人际环境，而且揭示出皇帝与官员大臣的态度和反应。

简介：公元1900年，是人类步入20世纪第一年。那一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不到三月遍地红”的义和拳战争使京津，使华北，甚至使整个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列强因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联合起来出兵中国，“代剿”义和拳，赤手空拳的义和拳与列强的真刀真枪交手，结果可知。逃亡西安的清廷最后与列强签署《辛丑条约》，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中国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进入20世纪。

简介：乾隆生母是谁?野史小说的记载以至坊间传闻与清官书的说法大相径庭.

简介：末代皇帝溥仪,是举世瞩目的传奇历史人物。近年,事涉"末代皇帝"生前身后的纠葛不断,一桩由撰写末代皇帝引发的名誉权官司,再次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早在2007年6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作出二审终审判决:贾英华被侵犯名誉权案成立,贾获赔十万元。按照人民法院判决,败诉者还应在《人民

简介：新时期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者用饱蘸民族情感的笔触，深入挖掘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并予以当代观照。透过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可以洞见其民族志书写特征，这不但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还表现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少数民族作家在叙事困境中矛盾挣扎与突围拓建的艰辛历程，构成了一种动态的民族志记录，这作为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中又一具有民族志意义的书写特征，凸现出独特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