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简介: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大讨论缺乏科学哲学的指引,陷入观点之争,形不成共识。诸多观点差异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自然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特殊性(如“中国学派”)的提法,反自然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作者认为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由于理论假说提出是创造性过程,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
简介:本文试探析欧盟地区发展政策与即将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CEECs)经济一体化关系的问题。本文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明显滞后,在完全经济一体化所要求的政策的调整和协调方面,与之前加入的其他国家相比,CEECs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在一体化的进程中,极有可能受到所谓的“不对称冲击”的影响。因而,欧盟地区发展政策可能成为一种政策工具被中东欧诸国家利用。但其目标不是地区经济收敛,而是重点扶持优势地区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首先,我们分析这些国家溶入欧洲经济的程度,然后探讨成功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和地区发展政策的意义和作用,最后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