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代社会中子孙杀伤祖父母、父母的逆伦案件,[1]违逆礼法、大悖孝道,不仅是对家族内部伦理关系的违犯,还是对整个王朝统治基础、秩序和合理性的挑战。民间观念中对这类劣行深恶痛绝,以致排斥、畏惧。官方立法则定有最严酷之凌迟极刑惩处,即使患有疯疾而无自我行为约束力的病人也不例外。对于案件恶劣性质的强调,造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官场心态,导致州县官讳饰案件的情况多发,影响及于民国初年。

简介：与形态各异的历代法律制度形态相对应，中国古典法律解释方法亦呈现出多种样式。官方解释在古典中国的法律解释体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但这种事实并不影响民间解释和司法解释在历代法律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分别从三个方面剖析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三种样式。

简介：在法治理想主义路线中，中国民间组织的法治意义被描绘成如下一幅法治秩序的生长图景：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互动中，多元化的民间组织通过协商、谈判参与立法实践，形成被共同认可的、且对国家法律有支撑和补充作用的“民间法”。法律运行方式亦从全能独断式向参与、协商式转变。然而，如此一幅民间法律治理的理想图景却遭遇到现阶段中国民间组织生长艰难的挑战。与法治理想主义以理想性立场为核心的分析进路不同，法治现实主义更关注法治现实进程及其制约因素，在民间组织等相关问题上，更强调分步推进战略，谨慎寻求得近期行动的可行性及其与远期行动之间的协调与衔接。由此，在几个重要方面形成了与法治理想主义不同的理论特点。

简介：中国法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国家-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学界目前主要是利用这一框架进行范例研究，论者试图通过这种范例的研究对该框架的效力进行证明，并在打通市民社会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在渐进的过程中构建起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者为实现现代化法治进行论证。“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是中国法学运用“国家-社会”框架取得成果颇多的领域。法学界在运用这一框架时并未保持必要的警醒，对该框架的理论前提或预设很少质疑，而对于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也没有深刻的把握。站在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对中国法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以及相关研究进行检视，并对这一框架背后的理念支撑进行分析，这或许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一种可能的方向。

简介：先进集体(24个)江宁县龙都镇同进村调委会南京市白下区中和桥地区军地联合调解委员会镇江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调委会漂阳市棉纺织厂调委会江阴市璜塘镇符介村调委会无锡威孚马山油泵油嘴厂调委会吴江市七都镇桥下村调委会张家港市大新镇北新村调委会常熟市王市镇民间纠纷调解指导中心海安县仁桥镇谢庄村调委会如皋市如城镇大治街道普济居委调委会‘淮阴县王营镇盐北村调委会淮安市泾口乡刘六村调委会射阳县大兴乡张林村调委会大丰市潘}敝镇东套村词委会泰州市海陵区九龙镇后塘村调委会兴化市林湖乡戴家村调委会丰县首羡乡渠阗村弼委会徐州市贾汪区大吴镇西大吴村调委会徐州市九里区拾屯镇杨东村调委会宿迁市宿城区宿城镇项里居委调委会宝应县

简介：非正式制度的功用,在制度经济学界谈论甚多,并成为人们追求经济绩效、进行成本利益核算、减少交易费用时不可不考量的重要因素。在经济交往行为中,忽略非正式制度,既悖乎情,也违乎理。非正式制度的这些功能,不仅作用于经济交往行为,也可见诸其他一切日常交往行为。但在政治行为和政治法中,非正式

简介：习惯法制度化既是对社会现象的实然描述,也是对法律发展的应然要求。那么,如何汲取历史经验并促进本土的法律实践？本文首先考察了习惯法制度化的法理依据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制度经验;然后,分析了当代中国习惯法制度化的现状及其问题;随后,建设性地提出了习惯入法必须具备的制度要件。最后在结语部分对习惯法制度化的法治价值作了简要阐述。

简介：民间借贷纠纷案有时会成为一种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在程序方面,一般首选在刑事程序一并解决,主要方式就是追赃、退赔,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在刑事程序不能一并解决,被害人可以就此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在实体方面,因犯罪产生的民事赔偿中,往往涉及案外人特别是夫妻的财产问题。对此,刑事被告的民事赔偿范围,应当以刑事被告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准,一般属于刑事被告人个人债务,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是,如果能证明犯罪所得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可以将被告人的配偶一并列为赔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