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与核心哲学之间早先亲密的关系开始急剧改变,库恩和他的同时代人提出了科学哲学独具匠心的问题,带来了多少有着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色彩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理论选择的传统哲学说明遭到拒斥,而社会学说明获得优先地位,科学哲学开始远离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不可通约性论题是对实证主义更为激进的背离,它在自我承诺意义上的所有明显影响,可被视为保守的和过时的。在科学哲学开始倾向于自然主义方法时,库恩思想中却出现了一种先验的方法;在其科学哲学的注意力从范式转移到不可通约性时,哲学的潮流再一次朝向了相反方向。在拒绝同时代科学哲学的一些方面时,库恩无意间让自己与实证主义保持一致。科学哲学对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已变得更顺应和开放,重新评价库恩所放弃的那些具有自然主义因素的思想的时机已到来。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实践观,其间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所做的本体沦预设。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科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
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自我根本上是由其目的论属性所定义的.自我是与生命相关联的,具有复杂大脑的生物所经验到的自我,在许多方面是由有机体存在的自我所涌现的.从主体性问题回到对有机体维持、保护和繁殖自身的原因分析,可以得到一种解决问题的视角.我们相信存在一种科学性的说明,可以解释自然界的目的论过程如何从非目的论的前件中产生,这有赖于一种形式因果关系调解从动力因果关系到目的因果关系的涌现.那么,什么能够构成这个过程中的自主性?依据康德,我们认为一种双重自反的形式生成的动力学构成了自然目的生成的关键程序,或者说,一个自我是以一种双向自反方式而组织的,具有以自反的方式组织的自反性和因果关系的循环递归性.然而,关于人类自我的主体经验成分还有待说明.在解释主观自我时,一个重要的模型在于阐明拥有大脑的生物体的出现是演化阶段上一次特殊的水平跃迁,并引发全新的自我动力学涌现领域,人类大脑所具有的超个体符号工具,增加了又一层自反性循环,从而能够产生目的论关系和更高级的主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