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叫刘群益，回顾自己20多年的从政经历，我百感交集。如今，我从一个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奋发有为的青年堕落为一个腐败分子，从党和政府舆论喉舌部门的“一把手”到因职务犯罪而身陷囹圄，我的心情非常沉痛和悔恨。2000年的夏天成为我人生中的转折点，从第一次收受某评估事务所所长朱某送的5万元开始，我的法制观念逐渐淡去，人生价值出现偏差，党性原则被淹没。在欲望、贪欲促使下，我利用职权，共收受贿赂50余万元人民币。当我写下这些罪恶的数字时，心情是非常沉痛和后悔的，一个受党多年培养教育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理？

简介：在政治学法学理论研究协同创新领域，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法学理论研究基地走在了我国前列。基地科研梯队齐整，基地教研人员研究视野宽广。近期，基地在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或学术思想。

简介：与城管执法相关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并常被放大，使得城管部门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城管暴力冲突已成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权益、人民政府形象和政府民众关系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此，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作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任城管综合执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莫教授，对城管问题有过多年的深入研究。

简介：传统刑罚不仅在未成人犯罪治理中作用有限,也不能充分满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专门刑事政策的需要。因此,各国均加强了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研究和适用。我国亦应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政策、处遇政策方面进一步进行出罪化、非监禁化的处理;并且在非刑罚措施的系统研究中完善相关立法,推进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水平的整体提高。

简介：本文通过对"法盲"这一当下中国法治现实存在之事物/现象的分析,试图将法盲的存在放置在"法的统治"和"国家治理"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进而以此来勾勒一条区别于西方法治的有关中国本土法治的发展图谱。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将法律知识区分为"法律的基础性知识"和"法律的技术性知识",并根据公民对这两种不同法律知识各自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将"法盲"这个日常生活中随意使用的整体性概念界分成"敌对性法盲"、"被动性法盲"和"挑战性法盲"三组不同的范畴。把法盲与法治的关系纳入到建构"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政治理想的视域中进行理解,法治的运作策略也就变成一种具体而微的类分治理。正是通过对敌对性法盲的征服和对被动性法盲的教育,以及对挑战性法盲的细心保存和有条件支持,国家治理的理性由此得以展现:即国家治理的逻辑既不是纯粹的法的统治,也不是多数人决定的人民民主,而是平衡于两者之间的共和宪政。

简介：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简介：<正>我们必须进行宣传,使人们了解,毒品之所以非法是因为它造成问题,而不是因为毒品是非法的才成为问题。——科菲·安南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一、引言近几年来,受国际毒情影响,制毒、贩毒、吸毒在我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禁毒工作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禁毒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目前,毒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顽疾,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几乎影响世界每个国家。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6年度世界禁毒报告》,毒品贩运已涉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毒品消费问题;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8000

简介：公司治理没有统一的概念。比较约定俗成的观点是，公司治理是指管理和控制公司的制度。公司治理也被宽泛地理解为一整套决定公司行为、公司控制者行使控制权以及公司风险和收益承担的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新经济学的方法是解读公司和与公司有关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分析方法将以公司为核心的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到研究框架之中。如此一来，作为学术概念的“治理”，就指代与公司有关的当事方之间的结构安排，以处理他们之间的契约和自愿形成的关系。法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公司治理调整公司机构之间的代理关系，解决（经济学意义上的）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和一致。

简介：

简介：代理理论——适用于公司治理中的争论——构建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神话之上.然而,真正的分离存在于所有权和所有权,即股东股份所有权和公司资产所有权之间.股东不是被代理人;董事和高管亦不是股东的代理人.股东确实选举董事,不过董事奉公司法为圭臬,根据公司法行事,而公司法极少要求最大化现有股东价值.相反,公司法允许甚至鼓励董事为公司的基业长青而行事,只要董事有合理理由认为其行为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然而,代理理论对此现实置若罔闻.与此不同,正如早期文明通过参照现实世界中的现象与看不见的神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前者,代理理论学者讲述的是股东们为保持安宁而有所牺牲（支付监督成本）,而管理层则做出承诺并以此行事（引发约束成本）,但股东们最终还是要处理不受诸神控制的一时冲动（剩余经理自主权）.然而,尽管研究成果丰硕纷呈,但表明这场战斗是真实的证据尚付阙如.管理者通常忠诚可靠,这可能是因为现行公司法的重点在于规制管理者不忠,并且商业领域的竞争远比大多数代理成本模型所设想的要激烈得多,其几乎没有留给管理者任何松懈余地.相反,有证据表明管理者受认知偏见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管理者显得乐观.管理者乐观主义和公司法的灵活性可以为最大化现有股东价值的大多数有争议理论的失败提供解释.如果学者直面现实,将代理崇拜抛之脑后,经济学与法学研究的学术水平都将得到提振.

简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讨中引入社会创新的概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的治理系统创新和主导、支撑、基础三个层次的治理构架创新方面，讨论社会创新概念下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从六位一体的创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治理能力方面，讨论社会创新概念下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简介：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司法至上被构建、打压、重塑及至于如今被奉为"宪政本质"的盛衰起伏在根本上是植根于最高法院在特定政治架构中所能承担起的政治功能及其面临的各种政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最高法院与其在历史上的政治对手们共同塑造了当代美国的司法至上。

简介：“大学章程”是高校具有宪法性的文件，有“大学宪章”之署。大学章程对大学治理至关重要，世界一流大学皆有自己的章程。1999年我国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迄今为止，我国16O0余所公立高等学校中，仅有不到30所高校制定了章程，绝大多数高校都未制定章程。高校章程的缺失，使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与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存在极大差距，甚至使高等学校的发展出现偏差。为顺应现代大学治理模式法治化要求，教育部正积极推动制定大学章程。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章程建设；同年12月，北京大学等26所大学被列为“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的试点单位，以期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推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已出台的部分大学章程文本看，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面临着种种不足与困惑，主要体现为章程内容严重雷同、重点不够明确、结构存在局限等。大学章程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亟待学界展开探讨。本刊以“大学章程与现代大学治理”为主题，约请全国范围的代表性学者就高校章程制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包括大学内部治理与大学章程的关联、大学治理结构及转型、大学章程的性质、功能和特征，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程序等。斫轮辨微，以飨读者。

简介：潜规则是一种有着久远历史的社会现象，是与显规则、尤其是法律规则相悖的规则，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冲突所展现的非正义性，是其与显规则、法律规则最为不同的地方，也是最不为社会接受的地方。潜规则的形成与繁盛主要依仗的是权力，潜规则的胜利是人治环境对法治理性的胜利。从法学的视角看，虽然潜规则是与显规则相伴而生的，但是，是可以通过利用法律规则的程序设计、利益导向分解和限制权力来加以控制或限制，以维护或者平衡社会公平、公正秩序的，这也正是法治需要做的事情。

简介：

简介：将公司治理理论作用于反商业贿赂领域是一种全新视角下的防治手段，其价值取向在于充分运用公司组织结构的自身力量治理防范各种在商业活动中极易出现的商业贿赂。以公司治理结构与反商业贿赂行为在主体与整体目标要素的契合，通过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强化公司内部相关主体的诚信义务和问责机制以及建立与运用公司社会责任机制等从公司自身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治理商业贿赂。

简介：公司治理机构问题，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最近，世界各国对公司法的修改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对日本上市公司的种类和特点、独立董事的采用进程以及董事协会的运作方式等进行阐述，并与我国的相关制度和规定相比较，以促进我国公司法制度完善。

简介：多年来，干部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一直是百姓最为痛恨的腐败现象之一，但又是屡治不愈的顽症。它不仅极大浪费了国家资金，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为遏制公款吃喝顽症，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了解，找出治理的对策。

简介：过度劳动的法律治理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应有之义，理应超越医学对工作伤害或工作猝死的解释，从社会规范角度来加强风险治理并谋求法律预防与救济。故不宜仅满足于把“过劳死”认定为职业病、以救济为导向的治理手段，而应当构建以预防为主、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相结合的、标本兼治的过度劳动法律治理机制：以工作时间过长规制、劳动定额规制、职场精神健康保护等为突破口，以用人单位责任为前提，以社会支持为原则，以劳动者自我保护为基石。为此，应当将过度劳动预防纳入强制性法规之中，健全工时、劳动定额管理、职业安全健康保护等劳动基准法制，制定劳动者疲劳积蓄度监察规范和过度劳动工伤认定标准，并将“过劳死”等列为职业病给予工伤补偿。

简介：软法的兴起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密不可分，当传统法秩序不能满足治理需求，需要新的法律工具应对多元协商与博弈竞争的社会现实之时，软法的兴起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软法理论在经过漫长的准备期后，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展，并在进入新千年之后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从西方经验可以看出，无论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抑或国内治理维度下，都有众多的软法实践探索事例。这些软法实践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呈现软法之治的多元化、多样化，用一种直观的方式解析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根源以及治理工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