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法国大革命之后,如何在新宪制中安置一个拥有显赫声望的建国之父,从来都是民主国家的难题。我国的1954年宪法在制订时也同样面临着这一困境:一派观点认为,"建国"只是完成共产革命的一个中间环节,那么革命领袖便应自然地转化为国家元首。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在人民主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被确立的前提下,将单个个体提高到最高权力的中枢就必定构成了对宪法精神的伤害,因此它必须从宪法中移除或彻底形式化。而在作为制宪者的毛泽东看来,国家主席未必是一个实质的职位,却必须拥有实质的职权;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担当政治上的"国家元首",而是在"继续革命"的意义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不偏离其路线的制度保障。在最终的宪制安排和日后的宪政实践中,拥有全国武装力量统率权和最高国务会议召集权的国家主席的确有效地实现了上述创制动机。但革命政治的延续性与日常政治的周期性之间的不匹配,最终导致了这一制度的瓦解。
简介: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新中国第一个宪法草案,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对宪法草案进行宣传讨论。依照中央精神,北京市成立了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并在其下按部门成立了二十三个分会,在从6月到8月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讨论.留下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本篇史料即从中选取了一小部分予以公布,大致反映了当时宣传讨论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宣传讨论的计划、宪法草案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对宪法草案条文的解释、宣传讨论的情况汇报、讨论时所提出来的主要问题以及工作总结等。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5—150,1—6—849、957,1—12—187、188。
简介:我在水利部门工作三十多年,近十多年我又一直主持《沙市市水利志》的征编工作,对1954年沙市人民战胜特大洪水的过程了解颇多,现编撰成文,以飨读者。1954年气候十分异常,汛期降雨频繁,历时长、强度大、范围广,致使荆江上游洪峰形成早、来势猛、水位高,下游项托、渲泄不畅、持续时间长,为百年所罕见。针对上述气候异常的情况,6月14日,沙市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拉开了1954年防汛抗洪斗争的序幕。会议传达省防汛会议精神,部署沙市防汛任务,宣布成立市防汛指挥部。市长王锦川任指挥长,市公安局局长张词华、市人民法院院长喻良必、市建工处处长周学文任副指挥长。市指挥部内设一室五股,办公室主任肖志中,宣传
简介:1954年6月,我在武汉市建设局办公室工作。入夏以后就已出现的大雨一直在武汉滞留,市郊大部地区清水成灾。排涝成为当时市政建设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6月23日,中央发来紧急指示:“长江武汉段水情已近历年平均最高水位25公尺;同时临江两岸内涝渣水深度达一尺至数尺,加上邵阳湖水塞堵,情势十分紧张严重。如7月川中雨大,洪水接着下来,即可能冲破堤防,发生大灾,引来极其严重的损失。各有关部门与地区必须密切注视,迅速的采取紧急措施,竭尽全力来抢救危关。”规模空前巨大的武汉防汛工作就是从中央这份电报开始的。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而洪水当前,又不能不集中力量对付这个无情的“敌人”。中央指示下达两天之后,6月25日,
简介:一1954年夏秋,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其雨期之久,洪峰来势之猛,汛期之长,灾区范围之广,均为历年所罕见。这一年气候异常。早在5月,雨带就北移至长江、淮河流域一带,沿江地区即进入汛期警戒状态。6月、7月暴雨不断,长江各支流及其附近湖泊轮番交涨,长江沿线自宜昌迄江阴之间各水文站水位直线上升,纷纷突破历史最高纪录,大多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一米以上。仅以汉口武汉关为例,据历史记载,武汉关水位从1868年(清同治七年)到1949年这八十多年间,超过27公尺的共有7次,其中以1931年最高,达28.28米。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武汉关水位到2694米时,全市即溃口被淹。1954年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