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阿Q革命身份的自我获得并不意味他拥有革命的主动选择机会,实际上他被卷进革命大潮以及对革命目的和方法的理解都是以个体最为本能欲望的直接满足为旨归的。无业游民和文盲的身份无法帮助阿Q提升革命的道义和精神,阿Q只能再次被动地置身于"暴虐的意义场域"参与革命的暴力杀戮,贯穿其中施虐者、受害者在阿Q身上的不能长久统一导致他成为革命的替罪羊的角色。阿Q这种身份的安排反映了未庄宗法制度家族、血统观念对他的约束和牵制的有效性,而未庄乡土社会的整体氛围又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宗法社会起着维护作用,因此阿Q革命不是有意脱离群众,而是在革命基础和信任机制上被原始的蛮动力扭曲,直至双方出现了相互疏离的局面。
简介:<正>1949年12月9日,在全国解放洪流的冲击下,蒋家王朝在西南的一隅——云南省也宣布和平起义了。具有光荣传统的民主堡垒——春城沸腾了:昆明保卫战、迎接解放军、取缔银元贩子、打击投机倒把、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工作……广大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革命激情一浪高似一浪。不少青年学生决心早日投奔革命队伍。1950年7、8月间,昆明地区各中等学校联合举办了暑假学园。同学们聚集在昆华中学(现昆一中)校园里,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科学知识。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喜讯,中共保山地委在昆明市各中学招收一批学生,组建民族工作队,前往解放不久的边疆民族地区工作。于是,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加。
简介: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很少数特别令人担忧、也特别催人思索的方面或问题之一。不仅如此,尤其具有忧患意味的是,这紧张的最突出、也最具深远危险性的特征,在于中日两国各自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甚或略为夸张地说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亦即一位中国作者最近一篇重要文章的副标题所说,是“中日民间之忧”。[1]该文以某种报道文学似的生动有力的方式,加上冷静的理性思考,列举、警示和谈论种种现象,那是我们大多数人总的来说其实都相当熟悉,但往往远不那么勇敢地予以正视和深思的。在此,只需要从并非罕见的有关民意测验资料中,举出其公正性无可怀疑的单单一项调查,
简介:<正>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特定产物。它和“文学革命”一起,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然而,颇为奇怪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虽高扬“文学革命”(如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却从未直接提过“道德革命”的口号。尽管胡适确曾尖锐地批判过封建礼教和宗法伦理,提倡国民人格的变革和人生观的更新,对抗新保守主义(梁漱溟、张君励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复归论”,但反对将“道德革命”和“社会根本改造”相联系,力图将“道德革命”纳入他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思想轨道,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说明,面临五四时期新旧道德的激烈冲突,胡适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心态和思想倾向,从一重要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追求,值得我们作些剖析和反省。
简介:1911年10月10日,湖北爆发了震动世界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古老的封建帝国终于崩溃了。革命的声势影响到全国各地,各地亦先后宣告光复共和,“而首先响应者,厥唯宜昌”(《辛亥武昌首义史编》1971年台湾出版)。作为武汉上游重镇宜昌,于10月18日正式宣布举义,成立了民军司令部,推行了“共和”民主政治。辛亥革命前的宜昌1877年4月1日,在宜昌正式成立了由外国人任税务司的中国宜昌海关,自此资本主义就在这块封建土地上开始萌芽了。从建关之日起,英国领事京华陀就到宜昌,会同地方官员勘测并商讨建立宜昌英租界事宜,并初步勘定了租界的地址和范围。在以后的几年里,虽然因双方在地租议价上的悬殊差别而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