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深刻认识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抓紧当前的工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我们不仅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深人探究当前腐败的成因、根源和条件，而且还要从更为深入的思想文化层面，剖析腐败产生的主客体原因，建立有效的整治腐败的思想文化机制。

简介：海德格尔著作中的神深奥晦涩。透过对他的思想整体方向的把握,我们发现,在海德格尔这里,最后的神是救渡人出离＂存在离弃状态＂之困境的神,但他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上帝反倒是走向无神的虚无主义的起源。海德格尔敏锐地看到,近代以来人作为主体并未因脱离上帝而变得自由,反而精神贫困,无能于思考,无能于真理,人无根地生存。与此相对,海德格尔的神召唤人出离困境从而踏上返乡之途。这种神有自己的＂面目＂和出场方式,但他不是不缺乏任何存在的最高的存在者,甚至也不是存在自身。神不是神化的人,但人却从神获取尺度,成为＂半神＂,在＂家乡＂中人共神同在。这种神是人确立自己的本质的必经之途和最短而最陡峭的路径。这种非神学的神打开了思考神性和人性的另一条路。

简介：反讽往往因与修辞相涉而被理解为某种语言表达方式，其形而上学的意蕴常被忽略。但事实上，反讽理论在其得以产生的原初形态中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进而延至现当代，反讽始终秉持着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传统，但在其理论逻辑的衍化中却始终自享着与形上之思难以厘界的关联。在长时间遗忘苏格拉底反讽理论的哲学旨趣之后，德国早期浪漫派又再次赋予了反讽以哲学、美学、艺术与诗等规定相互交融的多重意义，而克尔凯郭尔以存在主义的视域超越了这一错综复杂的含混界定，他将反讽理解为人的生存境遇中的“立场”，这就将反讽提升至了纯粹的哲学层面。美国学者维塞尔虽无意承接克尔凯郭尔所规定的反讽的实践性，却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别出心裁的阐释中将无产阶级视为反讽在现实世界中的肉身化，这成就了反讽由修辞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内在意蕴的提升过程。

简介：“人的个性”问题虽然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需进行前提性反思。当我们深入思考和分析这三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一系列需要思考的前提性问题：究竟什么是人的个性？人的个性对于人究竟意味着何种意义与价值？人的个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是研究人的个性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真正理解和把握“人的个性”问题需要超越“抽象人性论”的思想局限。只有以马克思的“具体人性论”思想为指导，才能形成关于“人的个性”的合理观念。

简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起的一场革命是：它通过解构，构建了一种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完全不同的、非互惠的友爱和关心的道德原理，并把这一道德原理视为正义的基础。德里达认为，基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之上的传统的道德观并没有真正把人当作相异的个体性存在来看待，这也造成了基于互惠的平等观念之上的现代法律的困境。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德里达的道德观，并指出了他的这一带有解构意图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构性的意义。

简介：该文的立论根本在于，检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学之意识形态的智能本质，其引导方向，在科学技术上谋求对自然的主宰，在政治哲学上谋求对人的主宰，因而，它们的普世“唯一”是虚假的，退而求其次的“最好”显示着“最强”的权力意志。而以“道法自然，大而化之”的中国智慧则应开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但首先必须在强力的基础上提供“独立而互补”的参照与限制。结论是“西学东渐”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简介：最近，读到胡潇同志的新著《思想哲学》，这是他在文化现象研究中作了漫长的学术游历之后，于新的视界推出的又一部力作。洋洋四十万言的专著，凝集着作者的学术理想、追求和责任，但更多的是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呐喊、批判、探索和建树。他的宁

简介：南宋时期,胡安国、胡宏、张栻等理学家在湖南创办书院,传道授学,形成湖湘学派.自'朱张会讲'后,朱学、永嘉等学派的大师相继到湖南各地书院探访和讲学,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和争鸣,使湖南书院成为理学传播的凭藉之所,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简介：<正>在近代哲学史上,休谟看到了人类理性的消极一面和局限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辩护归纳法或一般扩展性推理的疑难。他认为,在人的经验里,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足以辨明必然联系或因果概念是正当合理的。因而,人们不能由原因必然地推知结果,不能为因果关系辩护。扩展性推理或称扩大知识的推理是以其结论的内容大于诸前提合取的内容为特征的,

简介：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难题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某种“哲学”所造成的。西方哲学以有别于日常劳碌的神性之“看”宣告自己的诞生，宣告了智慧之爱的“理论”性，同时也宣告了哲学与实践的对立。西方哲学是“看”的隐喻化及其系统化，其典范是柏拉图的“相”论。评论这类哲学的隐喻根据及其与实践的对立，可从另类与实践并无紧张关系的哲学性隐喻即“道”论出发，使“相”论与实践的张力昭然若揭。理论既已疏离于实践，就再难回过头来统驭实践，因此“实践‘哲学”’之难便在于它不是毁坏实践，就是毁坏哲学。

简介：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主要是指两个领域一是儿童教育,特别是早期儿童教育;二是普遍的启蒙,它创建出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氛围,以阻止奥斯维辛的灾难重演.对抗奥斯维辛定律的唯一真实的力量就是“自律”,也就是反思、自决、不参与的力量.

简介：恰切理解命运在人世中的角色，事关政治智慧。《哈姆雷特》提出了一个问题：潜在统治者遇到不幸时，应如何面对。通过展现哈姆雷特对命运的两种错误看法，莎士比亚显示了与古典哲人的一致：个人的不幸不应归咎于命运或神，而应归因于自己的天性和选择。哈姆雷特与荷马史诗和戏剧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错误理解命运的原因。尽管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看法类似于马基雅维利，但他矢志不渝地追求正义，则显示了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差异。

简介：数学素质教育(MathematicalEclueation)现在已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理论上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数学素质教育就不能不涉及人的认知，不能不涉及认知理论。实际上，数学素质教育过程也就是受教育者在教育者“教育”下的一种认知过程。所以，数学素质教育与认知理论有密切的关系。

简介：假定一个人严肃地对待哲学，那么任何试图比较卡尔·雅斯贝尔斯与马丁·海德格尔的作法都难免显得十分可疑。也许，甚至将比较方法列入哲学工具之标准目录也显得可疑，但是，那些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们却常为这种方法所提供的巨大的解释收益而辩护。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某个思想家计划的诸因素和契机基本上是陌生而不可接近的，但是，至少其中能被掌握的一部分是可以通过使用比较方法富有成效地让渡给我们的。

简介：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及海德格尔对其评论的分析，试图证明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源就包含在哲学这一人类活动的本质矛盾中，根本说来包含在“存在”和“存在者”的互相“混淆”、“颠倒”和“替补”之中、因而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想要拒斥形而上学的人都不得不拒斥哲学本身；而反过来，任何一个还想进行一种哲学思考的人，包括海德格尔在内。如果不想沉入东方式的“无言”和沉默的话，最终也都不得不走上形而上学之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真正是人类哲学思维摆脱不了的命运。

简介：在＂生命＂反抗＂形式＂的现代性文化境遇下,传统宗教也发生了现代转化,即宗教信仰成为宗教生命冲动的表达,这既使＂宗教＂由外在建构走向活生生的内在的＂宗教性＂生存,也面临着失去确定的形而上学目标的现代性困境。走出这一困境只能通过一条内在的精神的途径,就是将＂灵魂的宗教性存在本身＂视为＂形而上学的价值＂,由此跳出主体需要和客体对象之间的二元对立,故而,确立起灵魂存在的形而上学宗教性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仰是宗教现代性重建的关键。

简介：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探讨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一般原理,以及基于这种经济原理所实现的社会运行模式.总的说来,斯密是按照“物”的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社会的,从而,其理论中非历史的“物的关系”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关系”.马克思在《1/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恰好是要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示私有财产的历史性根源,澄明资本主义条件下,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观超越了斯密探讨现实社会时纯粹的经济学视域,并以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为基础,深入剖析了隐匿在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一现象层面内部的人本身的异化存在状态.而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力求恢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现实运动.

简介：当前对于康德美学第一契机中的两个关键词“兴趣”与“实存”的误读源于脱离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在康德哲学中，带有兴趣的愉悦感都与行为的理由联系在一起，任何实践活动都是要把欲求的对象变成一个直观的经验对象，反之，不带任何兴趣的审美的愉悦感与行为的理由没有任何关联，这种愉悦感的产生在于想像力能够超出对象的“实存”创造出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与知性之机能协调一致的“形式”。

简介：以笛卡尔和阿格利帕为代表的全局怀疑论的论证结构表明怀疑论暗含着对于知识之理解的三个预设：1.关于证成的内在主义观;2.关于真理的实在论;3.关于知识的不可错论,这三个预设与柏拉图对＂知识＂的传统定义——JTB理论是相一致的,而葛梯尔问题的提出表明这种对知识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从而为我们解决怀疑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简介：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