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人希求正义,正义是社会的主要价值.正义是一种伦理观念,根植于人类的本性.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正义观念.本文通过研讨人类的本能和基本心理,得出结论:自我保存本能是正义存在的基础;时攻击性本能的压抑产生正义;以爱为基础的情感联系使正义稳固;人们心理的平衡需要正义.

简介：作为共犯从属观念基础的实行从属性排除'无正犯的共犯',即否定正犯着手之前共犯的成立。这种观念来源于'共犯次要性'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法律的拟制;同时,许多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处罚未致实行行为着手的共犯,突破了实行从属的诫命。由是以观,共犯从属观念并非共犯的规范本质,仅是一种政策选择性理念。我国现行刑法在犯罪预备和共犯之共犯问题上的立法政策选择,显然与共犯从属性理念不相一致;同时在参与自杀行为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共犯从属性观念的诠释能力显然不足。虽然在共犯成立问题上共犯从属性观念的现实意义值得怀疑,但是在共犯处罚原则问题上,这一观念却应当被肯定,借以清除实践当中存在的'共犯处罚比照主犯裁量'的思维和做法。

简介：重构中国再审制度的具体规则，已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呼声。然而，如何重构?朝何方向重构?相对于具体制度设计本身而言，关涉制度设计的理念显得更为重要。中国再审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诉讼理论的更新和诉讼观念的转变。本文拟就我国再审制度改革的基础观念略抒己见，以求教大方。

简介：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惩罚性赔偿倍数的提高和最低赔偿标准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一批以索要惩罚性赔偿为职业的“职业索赔人”。他们以获得赔偿为目的，与打假基本无关，且逐渐呈现组织化、集群化、家族化的特点，已经超出了一个善良且诚信的消费者应有的道德底线，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并由此引发道德风险。法院在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惩罚性赔偿条款时出现了理解不一致、裁判尺度不统一的情况。为此，应通过案件的审判，发挥司法制度在消费领域中对诚信观念与秩序的塑造和引领作用，既不能因噎废食一概否定职业打假人的作用，也不能放任不管，应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加强诚信的秩序塑造，引导职业打假人依法打假索赔。

简介：在处理侵吞不法原因给付物的问题上,目前学界存在着一些不当观念,如为了入罪而认为委托关系属于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在涉及赃物盗窃时又认为占有属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而在判断不法原因给付物是否具有他人性从而是否属于行为人代为保管的他人之物时,要么否定他人性,要么只承认给付者享有返还请求权的才具有他人性。这些观念亟待纠正,这一方面有利于对侵吞不法原因给付物/委托物的行为准确加以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

简介：婚内强奸,在西方过去是被合法接受的,而现在则成为犯罪,社会观念在促成这一变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婚内强奸法在实践中运作的并不好,关键也在于社会观念因素的制约作用.中国婚内强奸法的运作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不是更好地立法技术,或仅仅是制定法的完善,而是一个更为适当的社会观念基础.

简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资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有逐渐朝着多样化的趋势发展。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是如何对知识产权进行分类的呢？除此之外，在我们现在的法制社会当中它适用于那些法律呢？鉴于此，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法来对其分别进行简单的分析，希望能够让人们对知识产权有一个简单清晰的认识。

简介：一、正确把握罪刑法定原则，强化人权保障意识追溯罪刑法定原则，从个人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来看，社会成员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维护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将一部分刑罚权转让给国家，国家才有了对犯罪惩罚的权力，但是对罪犯的惩罚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应以犯罪行为为标准，不足或过分的惩罚都是恶上加恶，不会促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只能增加最大多数人的不幸，因而，罪刑法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刑罚正义思想的必然要求，体现为对刑罚权的限制。包括对刑罚立法权和刑罚司法权的限制。例如，孟德斯鸠要求法官判案应当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有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作出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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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当前,我国证人出庭率低是影响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关键性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刑事证人不出庭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摆脱对策式法学的藩篱.本文主要是从研究证人作证的各种对策入手,通过反思、层层质疑的方式,透彻地剖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深层原因.同时指出对于证人作证制度,不仅应当从发现事实真实的关注转向对程序正义的追寻,而且需要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即宪法的高度进行认识.为了真正解决中国的证人作证问题,笔者还着重分析证人作证与刑事诉讼制度之间的关系,提出建立证人作证制度应当具备的各种基础性制度.

简介：Polity是个与城邦息息相关的概念,它用来对不同的城邦体制进行分类,具有内在的民主法治意蕴。古代东方的“国体”和“政体”二词同义,二者始现于中国汉代,皆指帝王专制的家国体制。东方社会在引入Polity以为政治现代化所用时,产生了两种译法：一是对译为政体,二是创造了国体、政体两元论来对译。两元论以政体连接现代宪政,以国体捍卫专制制度。两元论之“国体”使君主站在政治体制之外、抑或之上。随着君主制在日本和中国的终结,风行一时的旧式两元论日渐淡出。但是不久,在革命思潮的主宰下,中国移入了苏式的新两元论。新的两元论不但与现代政治现状不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不合,也与民主法治的世界潮流相悖,且有违宪法的规范属性。它与宪法相关规定是否契合,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

简介：文章宏观地考察了中国传统法观念在晚清的十大转变及其与修律和司法改革的相互关系,进而从史鉴的角度提出颇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思考。

简介：由于公司远离中国经济生活近四十年，人们对公司缺乏客观、正确的认识，且由于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和股权性质一致性不能理解，导致对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形成严重的干扰，同时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企业长期沉淀的社会性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克服，更加剧了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的困难，由此，作者主张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的创新，既必须采用稳定、渐进的改革方式，也必须更新观念和切实解决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保障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性的建议。

简介：<正>今天,至少在大陆法系国家里,知识产权通常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然而,回溯历史带给人们的第一个惊异发现就是,知识产权并非源自于任何财产权利或者其他民事权利,原初的知识产权恰恰是一种与王权相关联的特权。这一特点在版权制度的起源上有典型的体现。当然,上述"惊异"到如今已经是版权史学者的常识了,然而,它至少暗示了历史考察的意义与作用。就时间维度而言,探寻版权制度与文化生产的关系,显然不能满足于以正式版权制

简介：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衡平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公司中存在多元利益主体,需要运用衡平观念来协调各种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的冲突。我国新公司法有多处体现利益衡平理念,如公司营利性与社会责任之衡平,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衡平,公司大小股东之利益衡平等。

简介：清末法律改革之际,传统儒家伦理纲常成了礼教派和法理派论争的焦点,在法律上,儒家伦理纲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下至五四时期,作为儒家伦理纲常的三纲、五伦学说,分别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诘难,以致被视为传统文化的糟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五四"的反思,五伦的价值被重新认识,但关于三纲的本义及价值,依然晦暗不明,甚至三纲被看作是不同于五伦的另一传统。事实上,三纲与五伦相承于一脉,都体现了儒家"反躬求己"的文化精粹。同时,认识三纲需要区分"道德语境"与"法律语境"。

简介：<正>民法典编纂之官方立法程序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依照计划进行,学者亦业已为之投入了可观的智力劳动。就学术论辩而言,当下最令人瞩目者或许是分别以梁慧星与徐国栋为两造核心人物的"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大论战",其论辩内容则以"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为中轴,主要讨论民法典的结构体例安排以及该安排所体现的理论支援。这似乎表明,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即使在学理意义上亦已获得广泛认可而进入具体制度架构阶段。如果民法典的基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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