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11条增加规定了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罪的处罚。由于立法上未对“情报”作界定,司法部门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就为实践中认定什么是“情报”,哪些行为构成“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情报”带来许多不便,致使在该条的适用上难以把握。众所周知,“情报”一词已成为当今广泛使用的词汇,是一个人们并不陌生而又缺乏统一理解的概念。在关于情报概念的问题中,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必须给情报一个明确定义,才能为有关的研究奠定基础,并试图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的基本定义;另一种则认为情报本身具有模糊性,且处在不停发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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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正>经国务院批准和亚太法协决定,中国法学会将主办1995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法协第14届大会。大会将以“法律在亚太经济走向21世纪中的作用”为主题,开展多项专题性讨论。预计出席会议的中外代表将达到1000—1500人,其中外国代表约800—1000人。

简介：对危险责任的规制,以非穷尽列举加上小的一般条款为宜。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与诸如《侵权责任法》第7条这样的指导性条款隐含冲突。对“高度危险”这个不确定概念,应以例示方式或说明性法条加以束缚。危险物责任与危险活动责任没有区别规制的必要。相较《民法通则》第123条,由《侵权责任法》第69条、第72条、第73条构成的高度危险责任规整,不能算是成功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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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a）款（ii）项的适用虽已到期,但对于该条款的争论并未就此停歇。对第15条其余条款存废认识不一的原因主要归于各方对第15条的性质认识存有分歧。如果第15条是有关中国“非市场经济”身份的界定,那么（a）款（ii）项的适用到期自然意味着“非市场经济”这顶帽子可以从中国头上摘除;如果第15条是有关WTO成员对待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方法,那么（a）款（ii）项的终止只是与反倾销调查方式的调整有关,而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身份无涉。由于入世议定书的内容涉及中国作为WTO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对第15条的解读将会影响到中国与其他WTO成员相关争端解决的走向,故而备受各方关注。解决上述认识分歧须从《中国入世议定书》文本入手,并结合入世工作组报告及国际法解释规则,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解构《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据此方可厘清真相,止息纷争。

简介：新刑法颁布之后，关于刑法分则第397条的罪名和罪过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同时，“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罪名的规定也不统一，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关于罪名，本文在评析不同意见的基础之上，结合刑法中的罪数理论、法条竞合的立法方式等进行了分析，指出该条只规定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关于罪过，文章从刑法中的罪过理论、立法意图等方面加以分析，主张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玩忽职守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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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有独立请求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标的，表现为第三人于诉讼中所提出的各种具体的诉讼请求，而这些诉讼请求得以成立的基础便是民事实体权利。仅就“有独立请求权”这一概念而言，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民事实体权利，且只限于实体上的救济性权利，而不可能是所有的实体权利。新民事诉讼法赋予了第三人撤销他人间生效裁判文书或调解书的权利，为了构建一套贯穿于“诉前一诉中一诉后”的完整权利救济体系，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将防止诈害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根据。

简介：我国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公诉审查制度都被虚置化。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第172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必须向法院移送所有的“案卷材料与证据”，从而重回79旧刑事诉讼法卷证并送主义的旧路。同时，该法第181条规定，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法院就得照单全收，开庭审判，庭前预断似乎成为必然。我国庭前预断问题的根源，在于独立的公诉审查程序的缺失，对公诉权的运作缺乏有效制约。公诉审查制度采用卷证并送主义是当今世界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以此为基础，立足本土国情，科学地构建我国刑事公诉审查程序，才能真正地解决庭前预断之顽疾。

简介：《合同法》第97条后段中“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规定内容模糊。可比照功能类同的《合同法》第58条中“折价补偿”的规定对其进行体系解释。折价补偿的具体数额原则上应为合同约定的价额，例外时为客观价值。得利丧失抗辩在双务合同中的限制不宜采差额说或因果关系说。比较对待给付返还说与财产上决定说，后者既可彰显返还中意思自治、后果自担的真义，又可逻辑一致地解决实践问题，涤除不必要的例外，在理论贯通性和价值判断妥适性上均较对待给付返还说略高一筹，是更佳的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则，可作为解释第97条后段中“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合理依据。

简介：《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允许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申报偏低而无正当理由的计税依据重新进行核定。这一规定往往被认为是税收核定具有反避税功能的重要体现。然而，本源意义上的税收核定是在纳税人违反协力义务的情况下由税务机关以一定的经验法则替代未被提供的课税资料而估算税基的金额的特殊税基确认方式。一项可能构成避税安排的交易已在一般税收确定程序中公开、充分地进行了申报，是不满足税收核定的适用条件的。税收核定作为税基量化事实的表见证明方式，实际上难以实现对经济实质予以认定的反避税目标。更重要的是，以税收核定重新对税基进行量化，仍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规制，极易造成随意调增应纳税额的结果。对纳税入申报偏低的计税依据进行核定，既有违税收核定的制度初衷，也无法实现以经济实质为基础的“据实课征”目标，不足以将其作为反避税的工具予以规定。

简介：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2款增加了“再审检察建议”这一监督形式。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使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中一直采用的再审检察建议制度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再审检察建议成为法定监督方式，但该条款未明确再审检察建议的具体适用条件和范围、法律效力等程序要素，对接受检察建议的人民法院应否回复、何时复查案件、如何采纳等具体操作程序亦未做出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应通过推动立法完善、规范操作流程、加强检法沟通协调等来推动再审检察建议工作的科学发展。

简介：我国法上缔约过失责任独立于侵权责任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制度之有无。缔约过失责任不应适用于预约情形,但可适用于待批准的合同以及有效合同情形。缔约过失责任的核心特征在于义务违反发生于缔约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在实践中似乎不包括固有利益损失,履行利益损失不可一概排除于赔偿范围之外。

简介：《合同法》第40条后段规定了格式条款效力审查标准。格式条款订约方式已成常态,其效力评价标准应当事先由立法者确定。这样的立法价值引导,体现在具体(任意法)规范中。对于是否"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判断,重要标准在于格式条款和任意性规范以及其中内在的正义性实质的偏离程度。此外,注意到格式条款作为有名合同的补充的重要作用,在无任意法规范作参照的情况下,考量等值原则、风险控制因素、保险保障因素以及直接的第三人利益等因素,确定格式条款是否限制了依据合同本质所发生的重要权利或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达致,从而确定有悖"公平"而无效。

简介：《立法法》第6条对于法律规范的设计提出了功能、结构等新要求，成文立法的基本指向和核心内容，是对法律规范在其价值理念导向下的构成要素、行为模式、法律责任的完整构建。立法者对调整对象的类型化提取，对关系主体的行为模式的调研与构设以及对立法设计方案的优劣评估成为立法设计中的三个重要逻辑环节。立法设计中，立法目的、立法对象和原则方案的确立，是法律规范的规则方案的逻辑前提，而规则方案的拟定、模拟与比较选优，则构成法律规范生成多方博弈、协商继而在立法草拟、审议中的主要挑战。

简介：《物权法》第23条确立的物权变动一般规则不再允许当事人以特别约定排除，这一规定本身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不能据此认为所有权保留制度已无适用的空间。我国关于物权变动的系列相关规定在表述上一直不注重意思要素；《物权法》规定的三种观念交付方式的适用范围应予明确。

简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过失犯罪,其成立要件是,行为人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了机动车,但对其醉酒驾驶行为所引起的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仅仅存在过失。对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并故意引起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犯。在确定拘役的期限时,要以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为基准,同时考虑案件的各种具体情节;在计算罚金的数额时,要以行为人的税后月收入为基准,同时考虑行为人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而成立的危险驾驶罪,完全可能由于发生了严重的实害结果而转化为其它犯罪,或者由于行为人主观意思的质变而被其它犯罪所吸收,从而需要按照发生了转化或者吸收结果的重罪来处罚。